近年来,随着跨境网络犯罪数量的增多,侦查机关对跨境电子取证的需求也逐渐增加。为了规范侦查取证活动,我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如《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电子数据取证规则》。这些规范性文件对跨境电子取证方式、取证过程中被追诉人权利保护以及取证后电子证据的审查问题进行了规定。规范性文件的出台的确为侦查取证和证据审查活动提供了指导,但是其创设的新型跨境电子取证方式,如网络在线提取、网络远程勘验和技术侦查及配套规定也饱受争议,不少学者认为取证高效性和公正性之间的平衡被打破。本文正是围绕取证制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讨论,试图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总的来说,本文共分为四个章节,具体如下:第一部分是跨境电子取证制度的立法变化和实践状况梳理。首先,我国有关跨境电子取证制度的规范性文件主要包括3个,最早的是颁布于2005年的《计算机犯罪现场勘验与电子证据检查规则》,较为典型的是颁布于2016年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2019年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电子数据取证规则》。这3部规范性文件共同构建了我国跨境电子取证制度的基本框架。其次,对跨境电子取证中取证方式的选取进行了实证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笔者主要借助中国裁判文书网,通过对相关裁判文书进行阅读,对取证方式的选取进行统计,最终以图表的形式呈现统计数据。通过对跨境电子取证制度进行立法梳理和实证研究,笔者总结出3个共性问题,分别是跨境电子取证方式单一、取证中被追诉人权利保障薄弱以及电子证据审查机制虚化。下文中的第二、三、四章也分别围绕这3个问题展开。第二部分围绕跨境电子取证中取证方式的优化展开。在跨境电子取证过程中,侦查机关在选取取证方式时,既要考虑电子证据的特点,又要关注“跨境”的特殊性。电子证据易灭失易篡改的特点对取证效率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这也解释了刑事司法协助难以适用的原因,即该种取证方式的取证程序繁琐、取证效率低下。同时,“跨境”则意味着侦查取证行为是在他国境内完成的,那么在取证中自然要尊重他国司法主权。而规范性文件中创设的新型跨境电子取证方式均是在未取得他国同意的情况下适用的,因此这3种取证方式的适用有侵犯他国司法主权之嫌,合法性不足,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难以适用的情况。总之,整个跨境取证体系呈现出单一的局面。笔者认为,跨境电子取证方式的多元化是维持取证高效性和公正性平衡的必要手段。为了确保取证方式的高效性和合法性,笔者认为可以从简化刑事司法协助流程和确立单边取证方式合法性两方面入手,提出相应的优化方案。第三部分的主要内容是强化被追诉人的权利保障。保障被追诉人的诉讼权利是维持控辩双方平衡的重要手段。立法梳理和实证研究的结果均表明跨境电子取证中被追诉人的权利保障确有不足。规范性文件中有关被追诉人权利保障的条款甚少,甚至部分条款的设置不利于被追诉人诉讼权利的保障,因此从立法角度讲被追诉人权利保障机制是缺失的。在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为了高效取证,倾向于适用限制条件较少的新型侦查取证方式,又因规范性文件对其的法律性质、适用范围规定较为模糊,最终侦查取证方式混用、乱用的现象十分突出。此外,侦查机关在适用新型侦查取证方式时实行自我审批制度,那么整个侦查过程都处于无人监督的状态,此时侦查机关不规范的取证行为会对被追诉人的诉讼权利造成侵犯。为了强化被追诉人诉讼权利的保障,笔者认为应以取证行为是否侵犯被追诉人基本权利为标准,对取证方式适用不同的取证程序,还需要完善取证过程中的监督机制,以便规范侦查取证活动。第四部分围绕跨境电子取证所得证据的审查认定机制展开。跨境电子证据审查的首要步骤是确定适用的准据法。跨境取证过程中关涉的国家包括请求国和被请求国,因此该两国的法律均有可能成为证据审查认定的依据,此外,相关的国际刑事条约也可能成为准据法。跨境电子证据审查的法律依据模糊是现有审查认定机制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其次,规范性文件中有关电子证据审查的条款大多是为了确保证据的真实性,在司法实践中审判机关也过于重视证据真实性的审查。然而,境内证据除了审查证据的真实性外,还会对其合法性和关联性进行审查,从理论上讲,证据的合法性应当是被首要审查的,一旦证据不具备证据能力,那么证明力的大小则无从谈起。因此过于重视真实性审查有可能导致合法性审查的虚化,是现有审查机制存在的问题之一。最后,在实证研究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审判机关对跨境电子证据宽松审查的原因之一是法官自身的审查能力不足,为此,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增加相应的配套措施,即完善跨境刑事犯罪专家辅助人制度来解决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