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违法与犯罪的界分,关系到罪与非罪的界限以及公民的人权保障。近些年来,赵春华非法持有枪支案、王力军非法经营案、陆勇销售假药案等不断涌现,而司法机关将这些案件作为刑事案件进行处理的做法却值得反思。因此,有必要站在人权保障的立场对行政违法与犯罪的边界进行研究。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首先从行政违法与犯罪的概念界定入手,从学理上分析、论证了二者的联系与区别。在吸收与借鉴“质的区别说”中对质的分析、“量的区别说”中有关量的探讨等合理因素之后试图进一步完善“质量区别说”。亦即在把握刑法与行政法各自的立法目的,发挥行政处罚与刑罚各自效用的理念指引下:以质的区别为基础、前提,所谓“质”,即在伦理上可谴责的程度是否达到应受刑罚处罚的标准;以量的因素差异为核心,综合考量违法行为的情节、数额、次数和后果等因素。第二部分论证了界分行政违法与犯罪的必要性。首先论证了明确罪与非罪的界限关系到罪刑法定原则的落实;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和侦查手段、刑罚制裁的严厉性、前科的存在等等关系到公民的人权保障。紧接着通过部分社会热点案件论证了二者的界分关系到司法公信力的维护与实现。第三部分较为系统地分析了行政违法与犯罪界分中存在的问题。首先从立法层面分析了《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之间部分条文存在交叉竞合的现象;随后分析了在行政违法与犯罪界限不明时,司法机关具有将其作为刑事案件进行处理的倾向,其原因在于现有的“唯数量论”、“唯实体结果论”的打击犯罪绩效考核指标的存在。除此之外,兼具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双重职能的公安机关存在刑事立案权力滥用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最后,从刑事审判的角度分析了当前存在刑事机械司法的问题。第四部分主要是针对第三部分所提炼的问题提出了若干应对措施。首先,为了《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之间相互衔接与协调,可进一步采取完善相应司法解释的方式明确二者界限;然后,以保障公正司法、独立司法为出发点改革现有的司法绩效考核制度,同时加大对公安机关行使刑事立案权的监督,充分发挥程序的制约作用;最后,刑事审判机关要坚持实质解释的立场,即行政法与刑法的同一用语可以做出相对化理解。刑事审判机关要保持独立判断之地位,即行政责任的认定结论不等同于最终刑事责任的认定。在刑法所保护的法益的指导下,将一些表面上符合刑法条文含义,而实质上没有刑罚处罚必要性与合理性的行为通过限缩解释排除于犯罪圈之外,进而实现人权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