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初,发达国家资本市场开放的浪潮兴起,至80年代中期所有发达国家资本市场实现开放。80年代中期之后,新兴资本市场国家和地区在发达资本市场推动下也相续开放资本市场。新兴资本市场开放为发达国家带来巨大经济利益,同时也为本国经济发展提供充足资金。然而,对于那些监管体系并不完善、政治经济制度不匹配的新兴资本市场来说,开放资本市场并没有实现预期的经济发展,反而让新兴资本市场国家和地区遭受一系列经济危机的毁灭性冲击,由此资本市场开放的收益和风险成为值得学者探究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我国资本市场初见雏形。在资产配置全球化、人民币国际化趋势下,中国资本市场经过三十年发展,经历了B股市场、境外上市、引入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及互联互通机制等开放历程。2019年6月13日,中国证监会为响应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新提出的对外开放政策,宣布九项进一步扩大资本市场开放的政策措施。资本市场是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关键领域之一,既能够实现新兴经济体在全球范围进行资源配置的需求,又能够满足境外发达经济体分享新兴资本市场收益的意愿。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提出将发展实体经济作为之后经济发展的着力点,并且强调金融体制改革的方向是提升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能力。由此,资本市场开放对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如何减少或者避免其消极影响是国内外学者不能回避且值得研究的问题。权益资本成本是衡量资本市场发展水平和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标准,是企业选择和评价投资项目、确定融资方式的基本参考指标,更是企业股权价值评估中的关键参数。投资者以投资所承担的风险为依据向企业索取相应的资本回报率,所以权益资本成本这一财务要素能够间接反映出企业的风险大小、信息透明度程度、治理水平高低。由此,如何降低权益资本成本成为国内外学者一直探索的经典问题,研究资本市场开放与权益资本成本的关系对实体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2014年11月17日启动沪港通机制,将我国资本市场开放推向新的高度。沪港通公布后两地投资者就一直对深港通有所期待,并且沪港通成功的经验可以复制到深港通,所以2016年12月5日深港通机制启动,深化陆港互联互通机制。“沪港通”和“深港通”机制引入众多境外机构投资者参与市场交易,而信息是资本市场上开展境外机构投资者市场交易行为的重要依据,“沪港通”和“深港通”机制可能通过引入境外机构投资者后引起企业信息透明度的变化,企业的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也随之变化,从而影响企业权益资本成本。本文基于“沪港通”和“深港通”机制自然实验,以2010-2018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全面分析和检验资本市场开放与企业权益资本成本的关系。实证研究结论主要有:1.“沪港通”和“深港通”机制启动有利于降低企业权益资本成本;在进行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单独沪港通样本、改变PSM匹配方法、变换权益资本成本代理变量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未发生变化。2.“沪港通”和“深港通”机制带来更多香港机构投资者;在香港机构投资者持股少的企业中,“沪港通”和“深港通”机制降低企业权益资本成本的作用更为显著。“沪港通”和“深港通”机制启动后带来更多分析师关注;在分析师关注少的企业中,“沪港通”和“深港通”机制降低企业权益资本成本的作用更为显著。“沪港通”和“深港通”机制降低了企业风险;在企业风险高的企业中,“沪港通”和“深港通”机制降低企业权益资本成本的作用更为显著。在改变PSM匹配方法、变换权益资本成本代理变量后,结论仍然稳健。3.在民营企业中,“沪港通”和“深港通”机制降低企业权益资本成本的作用更为显著。在无政治关联企业中,“沪港通”和“深港通”机制降低企业权益资本成本的作用更为显著。在社会信任水平低的企业中,“沪港通”和“深港通”机制降低企业权益资本成本的作用更为显著。在产品市场竞争小的企业中,“沪港通”和“深港通”机制降低企业权益资本成本的作用更为显著。在改变PSM匹配方法、变换权益资本成本代理变量等稳健性检验后,结论未发生变化。另外,考虑到“沪港通”和“深港通”机制是双向开放政策,以2010-2018年中国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发现“沪港通”和“深港通”机制的启动没有对港股企业权益资本成本产生显著影响。在改变PSM匹配方法、变换权益资本成本代理变量等稳健性检验后,实证结果不变。本文可能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本文丰富了企业权益资本成本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现有研究主要从制度环境、宏观经济、公司特征、治理机制、信息披露等角度研究权益资本成本影响因素。尚未有从资本市场开放角度研究企业权益资本成本,本文为企业权益资本成本影响因素提供新的视角。第二,本文从企业权益资本成本视角拓展了资本市场开放经济后果领域的研究。以往研究表明资本市场开放对金融市场风险、经济增长、股票流动性、全要素生产率、企业投资、信息披露质量、公司治理等方面产生影响,但是研究结论并不一致。从企业权益资本成本的角度,探讨“沪港通”和“深港通”机制的实施效果,丰富了资本市场开放经济后果领域的研究,为资本市场开放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后果提供了来自新兴资本市场的实证经验。第三,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缓解了资本市场开放标的公司可能存在的非随机性问题。此外,选择“沪港通”和“深港通”的自然实验,有效地缓解了内生性问题,为识别资本市场开放提供了相对外生的场景。“沪港通”下的“沪股通”和“深港通”下的“深股通”开放的标的股票只是上交所和深交所A股公司的一部分,这为本文研究提供天然的控制组和处理组,并且“沪港通”和“深港通”启动时点不同,所以我们构造了政策实施时点不同的双重差分模型,并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满足了双重差分模型适用条件,缓解了资本市场开放与企业权益资本成本之间的内生性问题。第四,已有文献大多关注“沪港通”和“深港通”机制如何影响内地资本市场,很少有关注对香港资本市场的影响。本文首次对比分析“沪港通”和“深港通”机制对中国香港和内地两地资本市场上市公司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通过对港股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研究,拓展资本市场开放在不同地区的效果研究。本文的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于监管层来说,本文的研究为监管部门制定和完善资本市场开放政策提供了决策参考和依据。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资本市场开放的企业提高了公司治理水平、信息透明度并降低了企业风险,从而可以获得较低的权益资本成本,说明资本市场开放政策得到了投资者的积极回应,可见我国监管部门推动资本市场开放创新改革对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之后可以考虑继续积极探索中国资本市场与其他发达资本市场互利共赢的互联互通机制。第二,对于企业来说,本文揭示和厘清资本市场开放、机构投资者持股、分析师关注、企业风险与权益资本成本之间关系,不仅有利于企业充分认识资本市场开放的经济后果,而且为企业提供了一种拓宽融资渠道、改善企业治理和风险管理的新思路。资本市场开放是企业优化外部融资环境、吸引投资者的一种有效手段,企业应积极寻求融入开放资本市场的途径,促进企业健康持续发展。第三,对于投资者来说,本文的研究将有助于投资者正确认识资本市场开放与企业权益资本成本的关系,规避投资风险。本文的研究结论发现资本市场开放是影响公司治理、信息透明度和企业风险的重要因素,所以投资者在投资决策时要关注企业在资本市场的开放情况,增加投资者获取投资收益的概率。第四,对于其他新兴资本市场国家来说,为其他新兴资本市场国家提供可借鉴的资本市场开放模式。通过本文研究可见“沪港通”和“深港通”的开放策略可以有效降低企业权益资本成本,因此,我国经济转型期,在经济下行的压力环境下,应继续实行循序渐进的开放政策,在“沪港通”和“深港通”机制后可稳步推进“沪伦通”机制,为其他新兴资本市场国家提供了可借鉴的资本市场开放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