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知删除”规则的适用范围现今已不仅体现于信息网络传播领域,在民事领域也逐步凸显。实践中,由于科技发展催生出许多以“云服务器”、“微信小程序”为代表的新型网络服务提供者,它们的出现对“通知删除”规则提出了挑战,使该规则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出现了法律性质辨析困难、法律解释路径选择徘徊、必要措施原则与范围判定成疑以及反通知被架空等相关问题。首先对于法律适用而言,《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的“通知删除”规则特定适用于网络服务提供者版权侵权案,对此类案件的适用具有法律优先性,快速有效平衡了三方法律权益;从属性上分析,新型网络服务提供者因“事实不能”与“法律不能”的特征而无法被纳入《条例》所列的四类网络服务提供者类型,应纳入《民法典》第1194条“网络服务提供者”中。新型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无法采取《条例》要求的“定位删除”情形下,为了更好的平衡权利人与网络用户间的合法利益,应适用《民法典》第1195条下的“通知加采取必要措施”规则对其予以规制,规制方式应首先明确必要措施遵循比例原则,并以此为基础的同时满足目的正当性、适当性、必要性三个子原则,原则确定后的必要措施范围划定则应从立法者与网络服务提供者两个方面考虑。对立法者而言,在不对必要措施进行具体限定的前提下,应当明确删除、断链措施的适用主体,同时对新型网络服务提供者可采取的必要措施种类进行权威认定,例如针对侵权行为而非侵权者的措施是否可纳入必要措施范围;对新型网络服务提供者而言,其作为中立平台在通知是否合格与必要措施选择问题上都有着“准裁判者”的身份,它们对该类问题的解决应以权责一致为原则制定合理注意义务,因其非专业人员,法律不应苛以太高的注意义务,同时在合理范围内应赋予其一定的自治权,以它们的角度选定必要措施的实施方式。再者,在对“通知删除”规则整个完整闭环程序进行梳理后可发现新型网络服务提供者在适用该规则时出现了“反通知”程序被架空的问题,《民法典》第1196条仅规定了反通知内容应包含不存在侵权行为的初步证据,未规定不具备反通知要件的后果,此为反通知程序发挥作用微乎其微的主要原因,后续法律完善中应增加不具备要件的法律后果,使法律成为有“牙齿”的老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