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事诉讼领域中,证明标准就是裁判者衡量当事人证明程度的“标尺”,对于案件最终结果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如何构建证明标准体系,是立法者完善民事诉讼制度的关键环节。2015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2015年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开始正式施行。民诉法解释明确将“高度可能性”和“排除合理怀疑”设定为我国的民事证明标准。这标志着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开始在立法层面进行层次化区分。虽然司法解释已有明确规定,但是经过总结分析,我国在该理论的司法实践大致呈现三种混乱样貌:首先,法官在适用证明标准衡量当事人证明程度时,容易混淆其它类似概念,例如将“高度盖然性”的内涵直接等同于其他法系的“优势证据”;其次,由于高层次的“排除合理怀疑”均存在于民诉法和刑诉法规定之中,许多裁判者在适用该标准时经常不加以区分,直接套用;另外,裁判者对证明标准未加以足够重视,在裁判文书中往往一笔带过,外界无法获取其内在心证的形成,导致裁判公信力降低。造成这些混乱现象的原因很多,例如证明标准在移植过程中适应性欠佳,法官出于职业保护不愿过多描述等,但究其根本原因,是因为我国的司法传统注重发现客观真实,并约束法官在事实认定方面的职权与功能。当客观的证明标准写入司法解释后,裁判者在认定案件事实时一方面必须受到客观标准的约束,另一方面又必须形成主观的内心确信,两者相冲突从而导致问题产生。本论文将以上述问题为出发点,以“现有立法规定—司法实践表现—原因总结分析—完善制度建议”的思路进行研究。本文共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简要梳理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现行制度。从内涵、功能以及现行法三方面对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进行解读;第二部分,总结概括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层次化的实践困境。经过案例分析和归纳,目前我国在该理论主要存在概念混淆、民刑不分以及适用随意等问题;第三部分,对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实务表现进行原因分析。从证明标准的特性限制、法律移植的不适性以及当事人和法官的人为因素三方面进行论述;第四部分,提出一些完善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体系的建议。首先从根源上对我国两层次的证明标准制度进行优化,其次需要加强法官释法明理的法定责任,并辅之以完善的证明标准指导案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