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饱受西方列强欺凌,特别是受到1895年甲午战败的刺激,许多仁人志士开始寻求救国之道。严复大力宣传西方富强之道,提出“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的救国方案;为了唤起人民自觉,梁启超喊出“新民说”;陈独秀的“新青年”又开辟一条崭新的救国之路。近代中国逐渐掀起了一股“教育救国”的热潮。“社会教育”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引入了近代中国,从早期的“扫盲教育”,到国民政府训政时期的“训练民众”,再到抗战时期的“组织民众”,在不同时段,社会教育始终承载着极其重要的历史重任。本研究对中国近代社会教育理论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分析和研究,力图呈现理论发展全貌。进而归纳出近代社会教育的主要理论观点、理论形成路径以及理论特征,以此丰富中国近代社会教育史的研究。近代社会教育的理论内涵不仅与中国传统社会教化相容,而且也契合了当时社会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需要。社会教育概念自清末一经传入中国,便受到了学界和政府的广泛关注。民国肇始,确立了社会教育在国家教育体制中的地位,社会教育事业广泛开展,此起彼伏,学术界对社会教育研究也倾注了极大热情,理论建设也取得了较大成就。中国近代社会教育理论建构是在对日本和欧洲的社会教育概念、内涵的引入、选择与模仿中开始的。1902年,社会教育概念由日本引入中国,欧美社会教育理论也对中国近代社会教育思想、理论与方法有着深刻的影响。但是日本和欧美社会教育在输入初期的影响方式却有着明显的区别和侧重,大致上看,国人选择了日本社会教育的实施与方法,选择了欧美社会教育的思想和原理。1922年,陶孟和的《社会与教育》认为,社会与教育二者相互影响,由于社会存在多变性和复杂性,所以教育应该适合于社会,以弥补社会的弊端,他认为教育的任务在于使个人成为社会化的个人,他还讨论了以学校为中心的社会教育。《社会与教育》提出的关于教育与社会关系理论确立了中国近代社会教育的理论基点。胡金平教授曾以马宗荣的社会教育学术成果为考察对象,将近代社会教育学术中国化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研究现象/材料的中国化,二是研究概念/原理的中国化,三是研究问题的中国化。实际上,这一论断具有普遍性,也就是说,这三种层次和方式指明了中国近代社会教育理论中国化的基本路径。1923年,马宗荣在《学艺》杂志发表的《社会教育概说》在取材、观点等方面已经具有显著的中国化痕迹,也是一部“系统”、“全景式”介绍社会教育的专著。《社会教育概说》的发表开启了社会教育理论中国化历程,自此,中国近代学者对社会教育理论中国化进行了深入探索。1938年,赵冕编著的《社会教育行政》是一部“在理论上有很深辟的见解,在取材上有很丰富的实际资料”①的学术专著。《社会教育行政》标志着近代中国在社会教育行政体系、行政管理和实施方式等宏观方面基本达成了一致见解。专门史是一门学科的基本问题之一,专门史研究对学科理论的价值贡献是巨大的,也是学科理论走向深入的重要标志之一。1939年,吴学信的《社会教育史》是中国近代第一部社会教育专门史专著,时任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和社会教育司司长陈礼江为其作序,可见该著学术价值之大。《社会教育史》标志着中国近代社会教育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学术起点,以此为标志,中国近代社会进入了理论体系的建构阶段。马宗荣的《大时代社会教育新论》（1941年）和《中国社会教育新论》（1948年）是两部较为系统、全面论述社会教育理论的代表性专著,也最能体现中国近代社会教育理论内部结构的研究成果。该两部专著标志着中国近代社会教育理论体系已经初步形成。本研究以代表人物和重要学术事件对社会教育理论贡献为主要标志,凝炼不同时期的理论旨趣、内容和理论形态。在此基础上,将中国近代社会教育理论发展划分为三个时期,即中国近代社会教育理论的萌发期（1902-1922）、社会教育理论的中国化探索期（1923-1938）和中国近代社会教育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期（1939-1949）。中国近代社会教育理论的产生、形成与发展既有外部输入的因素,也有学者的理论自觉;既遵循理论自身的客观逻辑,也受到来自国家意志和社会特定因素的影响。西方外来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碰撞、政府与民间的双向推动以及实践对理论的不断检验是中国近代社会教育理论体系形成的基本路径。中国近代学者从社会哲学、知识哲学、社会实践三个维度来认识社会教育,把握了社会教育的理论根基,中国近代社会教育理论并非“空中楼阁”。总体上看,中国近代社会教育理论具有内核的继承性、旨趣的实践性和视角的开放性等特征,这些理论成果及其特征表现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与较高的学术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