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世界各国跨境资本流动管理实践的不断积累和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对跨境资本流动实施宏观审慎监管已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与此同时,我国的跨境资本流动状况也日益复杂,表现为2014年至2020年的跨境资本净流出、近年来短期证券投资流动的不确定性以及中国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之家跨境资本流动周期的异质性。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建立健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的外债和资本流动管理体系”的要求下,我国于2015年开始探索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经历了“试点—扩大试点范围—全面推广—稳健运用”的探索发展过程,目前已成为我国实施跨境融资管理的重要手段,覆盖企业跨境融资的全部口径。在该型政策的管理之下,我国企业的跨境融资量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增长,“功夫债”已成为亚洲离岸债券市场的主要品种之一。在上述发展过程当中,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多次发布相关文件对政策设计进行调整,其中2016年和2017年发布的政策文件均放松了我国企业的跨境融资限制,且力度最大,因此本文将这两次政策冲击选为研究对象。本文主要考察放松跨境融资限制的政策对上市公司股票收益率的影响,并探究其作用渠道,通过理论分析提出研究假说并采用事件研究法进行验证。研究发现,放松跨境融资限制的宏观审慎管理政策能够使得相关上市公司股票在政策冲击的事件窗口内出现显著大于零的累积超额收益率。这一累积超额收益率的大小受到公司总资产规模的负向影响,其主要原因在于,大型公司的内部融资能力较强、外部融资需求较低,文件发布所带来的政策利好对大型公司而言影响较小,而资产负债状况和负债的期限结构对累积超额收益率未产生显著影响。通过调整事件窗口长度、改变正常收益率估计方法、更换回归模型等方法进行检验,得出上述结论有较高的稳健性。上述影响得以形成的作用渠道主要在于政策冲击缓解了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融资难”渠道的具体表现为,外部融资依赖程度较高的企业在事件窗口内的累积超额收益率更高;政策文件中针对贸易融资的特别规定及其调整,导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与无进出口业务的企业股票的累积超额收益率出现一定差异,差异的方向则取决于两组企业在政策冲击中获得的跨境融资空间增量的大小关系,相对于无进出口业务的企业,有进出口业务企业的股票在2016年的政策冲击中形成的累积超额收益率较低,在2017年的政策冲击中则较高。“融资贵”渠道的具体表现为,政策冲击使企业更易于获得成本更为低廉的境外融资,导致其隐含资本成本降低,股票价值提升,最终表现为价格的提升和超额收益率的形成。此外,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政策并未引起利率的异常波动,不存在大幅提升市场流动性进而推升股市的机制。上述结论同时说明,我国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政策具备有效性和“宏观中性”,既能够达成政策目标,深入影响企业的融资环境进而对企业的跨境融资行为实现有效管理,又不造成宏观经济指标的明显波动,能够在兼顾内外两个平衡的基础上实现对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此外,宏观审慎政策还具备常态化、持续性的特点,值得管理当局进一步挖掘该型政策的运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