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改变传统工业“三高一低”的粗放式增长弊端是党十三五规划以来做出重大战略规划,要继续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确保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责任担当,从微观主体来看,如何督促重污染企业通过淘汰落后生产工艺,选择达到绿色标准的排放技术来完成绿色转型是理论与实务界都在关注的重点。实体经济的发展与转型离不开资本市场的支持和改革完善。本文以2007-2020年我国A股上市重污染企业是否被纳入融资融券标的作为切入点,使用PSM-DID方法评估了资本市场融资融券这一交易制度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被纳入融资融券标的能显著促进重污染企业进行绿色创新,并且对其绿色创新数量的促进效果要好于绿色创新质量。进一步的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融资融券可以通过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缓解融资约束和降低代理成本的渠道来促进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且降低代理成本可以在融资融券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数量上呈现中介效应,但在融资融券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质量的检验中中介效应不显著。论文还对重污染企业的产权属性和所处的外部市场环境进行了相关的异质性分析,发现融资融券在国有企业和外部市场化水平高的地区,对重污染企业的促进效果更好。根据实证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首先,相关部门要制定更为明确的绿色创新指引,在区分“漂绿”行为和实质创新的基础上,督促和引导重污染企业提升绿色创新水平和实现绿色转型;其次,要逐步扩大融资融券覆盖比例,进一步发挥融资融券作用于微观主体的信息治理功能和外部治理效应,也要注意防范相关市场风险;最后,重污染企业要借助融资融券的定价效率等优势提高自身公司治理水平,主动将创新和绿色发展提升至战略层次,积极实现绿色转型,实现企业长期价值的增值。此外,本文还对样本结论可推广性及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一定的展望,由于重污染企业对融资交易中投机者的吸引力度极小,本文在分析融资融券作用于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时,更多考虑卖空威胁所产生的相关影响。当研究样本扩大到非重污染企业时,其面对的融资融券规模、外部环境规制水平和市场信息透明度等系列变量都会发生变化,要考虑的作用机制可能更加复杂且具有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