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板大股东与高管限售股解禁以来，遭受轮番减持，“三高”发行是其重要原因；但创业板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业绩不稳定、部分公司高成长性名不副实等也是减持的重要原因。创业板市场大股东与高管等内部人减持的动机与影响因素、减持过程中是否利用内部人的信息优势选择更佳的交易时机进行减持，以及大规模减持所造成的市场效应等问题一直是理论与投资实践界关注的焦点。为此，本文对上述减持表现、动机、时机与市场效应四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在创业板市场上减持的各类高管与法人股东中，由于其在公司治理中所处的位置、持股份额和减持力度等诸多方面存在的差异，减持的市场效应也不尽相同。创业板上市公司高管作为重要的内部人，高管由于其持股比例、职务与相关人员的减持不同，其减持过程、对市场的冲击也不尽相同；而对于创业板市场上的法人类大股东（如风险投资、券商直投类的私募股权基金和产业资本），其持股份额虽不及实际控制人，但由于其减持退出的意愿较强，减持力度较大，因而对市场也有重要的冲击。针对不同类型的高管和大股东，本文第三章从多角度剖析了高管相关减持的状况。大股东与高管减持具有多重动机。文献研究表明影响大股东与高管减持存在五大理论假说，即：控制权、宏观经济、市场趋势、估价估值与财务绩效。根据理论假说，本文第四章提出了创业板上市公司大股东与高管减持动机实证分析的研究假设，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个计量经济分析模型，模型以减持股份占自身持股比例作为被解释变量，用公司股权结构、宏观经济、企业的估值水平、企业的财务业绩、市场行情、董事会治理等一系列变量对其进行拟合，模型估计的结果较好的验证了所提出的研究假设。为了确保本文构建的计量经济模型的稳定性，论文分别对两个解释变量进行了更换替代检验，结果证明模型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内部人信息优势与创业板市场信息披露及减持之间存在重要关系。文献研究表明，大股东与高管等内部人具有内幕信息和价值判断两方面的信息优势。创业板上市规则对信息披露与减持等有较为明确的规定，为了更清楚的了解限售股解禁后减持交易发生的时间，论文对限售股份解禁日期与减持日期进行了比较，发现高管与大股东具有不同的减持特征。通过总结创业板上市公司信息披露问题及内部人违规行为发现，存在高管层或其配偶在敏感期买卖股票、高管参与新股发现等一系列问题。为深入研究创业板上市公司大股东与高管是否存在信息操纵，进而选择减持时机的问题，论文构建了一个基于logistic的计量分析模型，该模型主要用于检验创业板市场的大股东与高管是否存在着在减持前发布利好消息或在减持交易后披露利空消息的问题。实证结果显示，他们减持前后的异常收益满足倒V型，内部人减持获得了较高的异常收益，具有精准的减持时机把握能力。最后，为了深入研究创业板市场大股东与高管是否存在利用盈余管理策略进行减持时机选择问题，论文构建了一组基于Jones模型的计量分析模型，模型估计结果显示，上市前一年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可操控性应计利润较高，存在显著的正向盈余管理行为，在限售股解禁减持较多年份的前一年，盈余管理程度大幅上升，之后的年份盈余管理程度明显下降。由此可见，正向的盈余管理也是大股东减持能够获得较高超常收益的原因。创业板市场大股东与高管的解禁与减持形成了广泛而深远的市场影响。但需要注意的是限售股的解禁与减持虽然是一个整体，但却是两个不同的过程。限售股只有解禁才可减持，但解禁并不一定马上减持。论文第六章综合考虑限售股解禁和减持的市场效应，并分别运用事件研究法进行分析。一方面，在限售股解禁的市场效应研究过程中，论文系统梳理了限售股解禁相关规定，并分析了限售股解禁的总体市场反应；为深入研究创业板上市公司原始股东限售股解禁的市场效应，本部分运用事件研究法计算了原始股东解禁前后平均异常收益率和平均累积异常收益率的变化情况，发现解禁事件对上述指标有明显的市场冲击效应。另一方面，也对限售股减持市场效应进行了六个层面的深入分析，具体包括：总体减持、不同股东减持、不同规模减持、不同业绩公司的减持、不同估值水平公司的减持与不同成长能力公司的减持。研究发现上述不同侧面，减持的市场效应均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