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将僧尼参与的与佛教相关的个性化文字生产活动称为“佛教书写”,它是僧尼们个性化的心灵表达及铭记方式。在比丘尼佛教书写这一概念中,比丘尼既是佛教书写活动的主体,也是僧人书写的对象。本论文以六朝时期比丘尼为主体的书写活动及所产生的文本,如造像记、写经题记、墓志文等,以及这一时期僧人对比丘尼的书写为研究对象,旨在多角度发掘和考察六朝时期比丘尼这一佛教女性群体的历史形象、人格特质及文学、文化贡献。本文的主体部分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主要探讨比丘尼从事佛教书写活动的时代及文化背景。在时代的影响和推动下,她们需要通过书写在苦难现实中寻找心灵的寄托,在文化冲突与融合中安顿思想,在佛教世俗化的进程中抒发家国情怀。那些杰出比丘尼较高的文化素养正是家庭及寺院双重教育和培养的结果,还有一些比丘尼通过社会历练展现自身突出的政治才能。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方面既为她们的佛教书写活动提供一定的契机,也令她们的书写面临诸多困境。第二章主要探讨六朝时期比丘尼佛教书写文本的个性化意蕴、文学性、审美倾向等文本方面的特色。比丘尼造像记及写经题记蕴含着她们“永离烦惚”的生命观、“生处女秽”的性别意识以及对“天”范畴的多维理解。比丘尼造像记具有文学性特征:从表达的内容主旨来看,造像记的书写符合文学的本质,且有着较为固定的记叙模式,在风格上呈现出一种平实而典正的特色。与僧人造像记相较,其内容更为细腻。比丘尼造像记与北朝文学强烈的政治色彩相吻合,但又异于北朝文风的悲凉情调。透过比丘尼的写经题记可以看到,在大乘佛教思想的影响下,她们认为“书写”更具有惠及自身及众生的重要作用与价值。这些题记展示了她们独特的文化心理及深厚的文化积淀。此外,这些佛教书写文本还蕴含着比丘尼们的想象、情感、理解等审美心理活动,体现了她们对现实生活以外的异质空间的想象,世俗与宗教情感的二元融合以及对佛法的理解、感受。第三章主要探讨六朝时期比丘尼佛教书写与佛教仪式的关系以及在仪式语境下,比丘尼佛教书写所呈现的特色。作为佛教信仰的行为表现,佛教仪式往往会激发和培养参与者的宗教情感,促进其佛教书写的表达欲望。有些佛教仪式还会借助书写文本来增强其宗教感染力,并使人们深刻领悟其中的佛教智慧;而佛教书写反过来又可以衬托并增强相关仪式的神圣与庄严性。佛教仪式与书写实现了对现实感性与理性的超越,并具备宗教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神圣性与人间性相统一的特质。从北朝时期的比丘尼造像记来看,佛教造像活动也有其相关的仪式,如开光仪式、斋供仪式等。许多比丘尼为亡者造像,所以造像本身也属于丧葬仪式中的一部分,这是六朝丧葬仪式所呈现的一个新特点。在这些仪式当中,造像记书写主体的情感与思想得以寄托和升华。此外,六朝时期是中国文化的大变革时代,无论是当时的丧葬仪式还是与之相关的墓志及亡文书写都具有了新的文化意蕴。比丘尼墓志文及亡文中的典型意象、情感表现及哲学意蕴都与丧葬仪式有着密切的关联。第四章主要探讨六朝时期比丘尼佛教书写不同的地域风格。比丘尼佛教书写的南北差异是不同地理环境、社会经济、思想文化及佛教发展、文学发展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北朝书写在整体上呈现出重实用且平实典正的审美风格;南方书写则呈现出重义理、玄意幽远且文辞优美、典雅的审美风格。从具体某类文本来看,北朝比丘尼造像记主要分布在当时的都城,而北朝佛教的中心随都城的转移而变化,可见当时佛教发展与封建王权的关系之密切。此外,北朝女性中的宫廷贵族女性、佛门女性和平民女性都积极参与佛事活动,为佛教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同时佛教的发展也扩大了她们的活动空间,拓展其社会交往的内容。整体看来,地域、人格、书写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从比丘尼的佛教书写可以反映出,南方文化塑造着东晋南朝比丘尼的诗性人格之美,她们拥有典雅、从容的气质、风度,以及玄妙而富于智慧的思想、审美境界;在北方文化的影响下,北朝比丘尼具有朴实、重实际的性格特征,以及关心世俗、孝亲重国的伦理观念。第五章主要探讨僧人及文人视域中的六朝比丘尼形象。综观《比丘尼传》中的人物品藻,宝唱的“他者”书写反映了传记中的高尼人格是基于宝唱本人视角及观念下的建构,而这种建构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的结果。在宝唱的“他者”书写中,从人的神采、个性到才智,宝唱突出了这些高尼超凡脱俗、贞静内敛、聪慧捷悟的审美形象,这是以宝唱的视角所建构的比丘尼之诗性人格,也是时代作用下宝唱本人人格理想及审美倾向的集中体现。在传记中,六朝僧尼的形象建构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差异:其一为僧尼在出身与文化素养关系方面存在差别,其二为容止与德操方面给予僧尼双重标准,其三为比丘尼的佛学素养存在神异化的书写现象。另外,六朝文人对佛教的接受程度及心态决定了他们对比丘尼的看法。总体看来,他们对这一佛教女性群体持以钦佩和恭敬的态度,高尼们高贵飘逸、充满智慧与德才兼备的形象符合他们的人格审美。即使有反佛及诋毁形象的个别现象出现,但文人与僧尼之间整体精神上的互通与共契性导致双方的交往与互动是主流,促进着其时佛教的兴盛与哲学思想的进步。此外,北魏时比丘尼墓志中的人物形象建构,存在文学性及认识评价这两个层面的虚构现象,墓志书写者的认识与想象对比丘尼的形象建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