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宪性审查有利于保障宪法实施维护宪法权威,当下已经获得了党和国家的广泛关注及大力支持,2018年3月宪法修改将“法律委员会”更名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18年6月22日作出决定,明确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承担“推进合宪性审查”等多项职责。上述决策是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权衡之后,作出的理性选择,是最符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且对现有制度模式冲击最小的改革方案。理论界呼唤多年的宪法监督制度,即将在实践中发挥功效,今后应该以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为原点,围绕其合宪性审查职能,做进一步的理论探讨和制度设计。我国当前只在宏观层面勾勒了合宪性审查的总体框架,还未在微观层面设定具体制度,亦没有制定专门的法律来规范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合宪性审查职能。囿于上述原因,再加上缺乏足够的实践经验,而合宪性审查起源于西方国家,在若干环节介绍和借鉴了西方国家的相关理论和具体制度,重点参考了美国的司法审查制度,德国的宪法法院审查制度和法国的宪法委员会审查制度。当然,合宪性审查研究必须立足于本土资源,植根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享有宪法监督权,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负责具体的审查工作。探讨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合宪性审查职能,首先,必须厘清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合宪性审查中的角色定位。在此,需要始终谨记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只是协助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开展合宪性审查工作的辅助机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享有合宪性审查的决定权。其次,应该从已有的法律法规中探索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可能的运行机制。仔细梳理《宪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等法律法规,通过深入研究这些法律条文中与合宪性审查相关的各项制度,如宪法监督制度、立法制度、备案审查制度等,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合宪性审查职能的发挥奠定基础。最后,需要思考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与其他相关机构在合宪性审查中的关系。合宪性审查是一项重要的宪法制度,仅依靠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恐难以实现制度设计目标,还需要相关机构的参与协助。以梳理原法律委员会各项职责为基础,探讨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与法工委、其他专门委员会、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合宪性审查中的工作联系。当下既要从理论上探究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工作机理,使其符合专门委员会和辅助机构的功能定位,又应深入挖掘合宪性审查的基础理论,寻找出契合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相关准则。根据学界对合宪性审查范围的划分,可以将审查对象分为两大部分,一是法律文件,二是国家机关行为。这两部分的审查机制在许多环节有相似之处,如确定法律文件和国家机关行为的内涵外延,构建筛选机制等。当然,由于审查对象存在较大差异,审查机制的若干环节还应该结合具体情况作不同处理,如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是否能够介入审查,违宪责任追究等。在合宪性审查实际运行中,并未局限于探讨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为了保证审查工作的完整性和连续性,以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合宪性审查职能为基础,加入了对其他机构在审查各个环节的功能分析,以便全面呈现合宪性审查的运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