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了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任制度的诸多内容,为之提供了必要的宪制规范基础。在“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引领下,香港特区行政长官选任制度从其诞生之初就发挥着彰显国家主权、助力特区善治、满足香港高度自治的民主政治诉求等多方面重要作用。然而,已经实践了20余年的行政长官选任制度也开始不断暴露出诸多问题,如难以充分体现行政长官宪制地位、选举方式的民主性不足、较难回应香港的民意期待等问题。基于此,行政长官选任制度需要根据现实状况做出适时的完善与变革,达至其构建时的预设及最终目的。本文结合《宪法》、《香港基本法》等相关法律规范和特区的具体情况,从理论、制度和实践三个层面系统检视现有行政长官选任制度的特点和不足,寻求解决对策,尝试为行政长官未来普选构建提出理论建议。第一章以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宪制定位为出发点,梳理其选任制度的法理与逻辑。以具体的规范文本明确行政长官静态的法律定位和职能,以香港特区不断推进的政改,在不断重塑的香港特区宪制秩序中审视行政长官宪制地位不断变迁的动态发展,结合行政长官在国家和特区两个层面的实践功能,具体化其宪制权力与责任。根据行政长官制确立的行政长官宪制定位,以选举与任命双合法性基础构建的行政长官选任制度,作为“一国两制”下特殊的地方首长产生方式,其必须满足彰显国家主权、体现特区民主、推进社会治理三重逻辑。第二章对现有行政长官选任制度进行了“推”、“选”、“任命”三大程序和中央与特区两大主体的构造剖析,将之概称为“推选任命制”。针对“推选任命制”现存非普选式的间接选举与代表性、界别划分与平等权、责任政府与问责制的内在价值问题以及其无法充分贯彻中央意志、不符合特区社会民意期待、无法有效构建行政与立法桥梁的实践困境,中央和特区在政改实践中不断努力推进“推选任命制”的变革,虽进程不时受阻,但“推选任命制”向未来“普选任命制”变革时应以民主扩容、彰显主权和循序渐进的基本价值取向得到了广泛共识并被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相关文件固定了下来。第三章在前两章讨论的理论、制度和实践基础之上,构建未来“普选任命制”时,应坚持中央对于选举委员会过渡到提名委员会的整体意图,反映出提名委员会“广泛代表性”的组成原则与提名“民主程序”的全面含义。通过借鉴美国“选举人团”的总统选举模式,创造性的设计了一套能够消解提名机制争议、规避传统普选模式弊端、实现行政与立法联动的“分区投票”的普选模式。将任命机制予以完整继承,以提名、普选、任命三个程序机制作为构建“普选任命制”的主体框架。第四章以沙盘推演的方式分析“普选任命制”实施后对于特区权力体系、特区社会格局、特区治理三个方面可能产生的变化与影响。由于不平衡的“局部民主化”困境与管治联盟的失效,致使长期以来特区行政与立法关系相当紧张,而“分区投票”的普选模式能够强化行政长官在宪制中的民主性,并且从选举开始就建构行政与立法的关联性,这样一种符合《香港基本法》和中央相关决定的创新普选模式有助于破解“局部民主化”困境,协调行政与立法关系,实现行政主导的特区政治体制。特区社会格局一直以来都存在着精英政治与大众政治脱节、界别分化、民粹主义高涨、政党地位缺失、贫富差异巨大等多方面、多层次问题,而其核心是社会不同群体在自由与平等价值观之间的冲突,“普选任命制”为平等观念的诉求提供了一直以来缺失的制度平台,平衡了两种价值观,为精英阶级与普通民众间架设了理性的互动渠道,有望排除极端异议声音、打破界别间的壁垒、缩小贫富差距,也为政党间的良性竞争与参政能力提供了一定的外部制度基础。以上问题构成的特区治理困境或将因此而破解。第五章对于“普选任命制”实施后的相关风险和应对策略进行了讨论。民意调查作为影响普选的重要因素,是一柄双刃剑,必须出台相关立法予以有效规范。对于行政长官选任制度的监督必不可少,而制度构建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能够体现中央与特区联动,为“最终责任”主体的中央提供必要的制度抓手,故监督主体应选择符合《宪行》与《香港基本法》规范的、具有中立、权威和专业性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对于行政长官终极问责的弹劾制度,从现有制度构建上存在特区权力与中央权力针锋相对的可能,实践中更是会酿成中央与特区之间难以调和的宪制冲突,今后在构建弹劾制度时应排除司法权在弹劾制度中的实质作用,构建具有广泛代表性且中立、理性的调查监督机构,将判断权依据《香港基本法》交由特区立法会行使,最终由中央以充分行使决定权的方式处理行政长官弹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