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存在着资金缺口大、效率低下和由信息不对称导致的监管难等诸多问题。国家着力寻求一种新的生态文明建设制度模式。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允许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为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发展打开了政策空间。经过数年发展,PPP模式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得到了大规模应用。政府、企业、社会公众作为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三个主体,同时也是PPP模式的三个主体,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来看,PPP模式应用到生态文明建设,其实是人在处理人与自然辩证关系中的一种实践活动,实践是主体有目的、有计划的、能动的活动。政府、社会资本和公众由三者的互动机制连结起来构成一个整体,作为这种实践活动的主体。而是否能够有科学的计划,是否能够有效地能动,最终实现生态文明这一目的,恰好需要在这一整体内部三个局部主体间建立起良好的相互作用机制。政府是公共利益的代表,在生态文明建设PPP模式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政府的意志主导着PPP模式的整体走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路和立场决定着政府是将生态效益放在第一位的,同是为了激励社会资本积极的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其又必须兼顾社会资本在参与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合理收益。社会资本的主体是企业,是人格化的资本。资本追逐利润以实现自身增殖的天性,加上生态资源使用的非排他性,使得企业在使用生态资源时无法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并有逃避监管以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趋势。因此,资本的本性是与生态文明建设存在冲突的,必须加以引导。同时,资本在调配和使用资源方面的优势,以及企业在对技术使用上的敏锐嗅觉可以改变传统生态建设模式中的效率低下问题,提高生态物品与生态服务的生产效率。社会公众生态文明建设的最大受益者,是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的评判者,在生态文明建设中作为广泛的监督力量而存在。消费水平上的差异以及“邻避困境”,使得不同的社会公众在参与生态监督时存在积极性上的差异。社会公众的积极参与可以监督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决策方针的贯彻执行程度,能监督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因其监督的广泛性,政府及社会资本对抗社会公众监督的成本是巨大的,善加利用,能够将政府与社会资本的行为向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方向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