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泉学派是中晚明与阳明心学分庭抗礼的存在。两家虽然学术宗旨相异,但并非泾渭分明。不论是在阳明后学还是在甘泉后学中,一直有主张融通的声音。本文即以甘泉后学中“调和派”代表人物蔡汝楠为核心,具体分析其理学思想,以及他在两家相争相辩的氛围下,为调和王、湛思想所作的尝试与努力。由此,以期对蔡汝楠的理学思想有较为准确的把握。以往学界对甘泉初代弟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吕怀、何迁、洪垣、唐枢为代表的甘泉学派“四著者”,而对同时期的其他甘泉学者较少措意。在理学史上,蔡汝楠的声名虽远不及上述四人,但他的思想亦有独特之处,是王、湛之学交流史上不可略过的人物。总体而言,蔡汝楠以“中”与“养中”的观念来消解“良知”与“天理”之间的紧张,使得本体的主观性与客观性得到统一;其“格物”观则可以将“致良知”和“随处体认天理”统一起来,避免双方之间的彼此攻讦。阳明所言之“良知”与甘泉所言之“天理”,就在心体“中”的境界下得到了彰显。另外,蔡汝楠虽以其师甘泉“随处体认天理”为宗,但得益于其开放的门户观念,在与王门学者广泛交游的过程中,使得他的思想也颇具阳明心学之气象。他将良知流行发用过程中境界论上“无执不滞”的向度纳入自己的思想体系中来,无论在其心性论,亦或是其工夫论的思想中,我们皆能有所体会。并且,蔡汝楠对“应然”与“实然”两个面向均有所观照,在主张本体自然的同时,也为作为主体的人以体认本体留下了极大的自主性空间。蔡汝楠对人性的深刻辨析,以及“收摄凝聚”与“事上磨炼”兼具的工夫论系统,都是其博观约取,并不断自得的结果。总之,通过对蔡汝楠理学思想的研究,对我们了解其时代中阳明学及甘泉学的发展状况,皆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蔡汝楠思想中所体现出的诸多价值,对当今世界的发展,亦可以起到积极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