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诸子生活的时代,社会多动荡不安,摆在他们面前有三大关系亟待解决：人与人、人与自然及人与社会的关系。为应对客观局态,其以自身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提出不同的理论主张、生存方式和处世之道。往圣先贤引领的文化主流思潮为敬畏心理,透露出戒慎危惧的心情,要使危惧的心情归于宁平,深知忽略了戒惧就会倾覆,这种道理甚为伟大。在这点上,古人给我们指明方向并树立榜样,示范我们要在任何困难中都有对策、有办法完成任务,这正所谓好谋而成,而这种心理转换成今天的语言就是台湾学者徐复观先生1962年提出的“忧患意识”。“忧患”一词,始出于战国中期,三部书均有记载,分见如下：《易传·系辞下》：“《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孟子·告子章句下》：“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庄子·天道》：“静则无为,无为也则任事者责矣。无为则俞俞,俞俞者忧患不能处,年寿长矣。”虽然“忧患”作为正式概念晚出,但是“忧患意识”的形成却要早得多。翻开先秦文化典籍,扑面而来便是百家争鸣中各个学派种种发人深省的概括,在这繁花似锦的见解里,尤以忧患意识最为有名。然而,不同的学派、不同的思想家以及不同的历史时期,忧患意识又有不同的理解,特别是在以儒、道、墨、法、名为其翘楚的子学思潮里,精彩纷呈。后三家虽谈忧患意识,可在深刻与对后世影响方面终不及前两家。既便如此,儒道两家亦有殊同。不可否认,他们都是在个体与群体间徘徊,既有忧国忧民之情怀又有忧生忧身之慧识,可在寻找人的生命之本然和探寻人之社会人伦的依据方面,他们表现根本出分歧。儒家的忧患意识,植根于“礼”的“仁”的核心思想,忧君忧位多于忧国忧民；道家则不然,其忧患意识只因崇法自然而表现出对个体重生贵身的阐发。孔子、孟子、老子,虽然都有忧患意识,可对忧患意识的认识与理解却都不及庄子深刻。无论单就使用“忧”、“患”,还是合成使用“忧患”,无人能及是庄子!据统计,《庄子》中使用“陇”“患”“忧患”分别为47、50、5次,均超过其他诸子(见附表1、2)。一个人若没有对忧患意识的深深领悟,断不会重复使用如此之多；一个人若不曾有思想上的重视,亦不会有如此之高频度的使用。一言以蔽之,即无论在内容的深度方面还是要求的强度方面,庄子都将忧患的感情和理智大放异彩。安继民、高秀昌在《庄子》注译前言中,提到清代学者胡文英对庄子忧患意识与屈原忧患意识的比较,认为和屈原相比,“屈原的忧患在一国,庄子的忧患在天下；屈原的忧患在一时,庄子的忧患在万世。”“一国”之于“天下”,“一时”之于“万世”,仅此时空置换下的大背景,便将庄子超然的态度展现。所以会如此,不过是庄子有感于《人间世》的困扰而萌生的隐忧意识而已。正是现实的无奈才催生理想的逍遥,两者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是庄子百般索求的不竭动力!可处乎昏上乱相之间却无力扭转和摆脱内忧外患的两难抉择(顺应还是抗争),庄子不得己将其称之为命：“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在努力改变的祈愿未果之后,他清醒地意识到：选择不仅是一种态度,而且更是一种智慧,稍有不慎,现实的滚滚浊流奔涌向前,便会淹没其整个人生的理想——逍遥游!为使生命免受伤害,庄子通过其至人、神人、圣人等理想人格,提供给我们两条化解忧患意识的途径与方法：“心斋”“坐忘”。心斋、坐忘同出而异名,只是在境界的高低上略有不同罢了。“外化而内不化”“形莫若就、心莫若和”是其理想人格的具体塑造,即透明的隐形人(形隐而心不隐)。这种处世思想最终化成处世之道,产生深远广泛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是双重的：既影响着庄子自己,又影响着后世万代!所以,陈鼓应先生评价：“庄子的处世的忧患感,他的沉痛的隐忍程度,他对于时代的灾难和人群的祸患的敏感度,可以说是超过先秦诸子其他各家的。”蒙培元先生也给予高度肯定和赞誉：“在先秦,在整个中国哲学史上,没有哪一个思想家具有庄子这样深沉的忧患意识,也没有哪一个思想家具有庄子这样深刻的批判精神,更没有哪一个思想家像庄子这样对自由充满渴望。他的忧患,不仅在于现实层面,而且在于心灵深处。”站在21世纪的今天,审视我们生活的现状,不比庄子优越多少。正因为如此,当需重新省察庄子及其忧患意识的起因、内涵、价值、意义,无疑可以从中萃取更多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