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诸侯混战，时局动荡不安，社会制度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型，生产力不断提高，文化思想百家争鸣。墨子作为小生产者代表也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主张，其中尤以兼爱思想最为突出，兼爱思想是墨学的核心，墨子的其他社会主张均由此推演出来。兼爱思想有着多重渊源，如源于尧舜禹说、源于儒学说、源于清庙之守说与独创说。兼爱思想以修身、兴利除害为目的。其主要内容为：“兼以易别”——以平等取代不平等，非攻以兼爱——反对不义攻伐，主张明诛；尚贤以兼爱——任人唯贤，以资爱贤；“尚利贵义”——坚持义利并重。兼爱思想的实现途径是“兼君亲行”及“天志”的震慑。兼爱思想具有实践性、利他性、辩证性、阶级性和空想性等特征。墨子兼爱思想受到了儒家学者的猛烈批判。孟子认为兼爱思想严重危机到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秩序，骂墨子为“无父”之徒；韩愈坚持辟墨，主张“孔墨相用”；朱熹将墨子兼爱思想视为儒家的“异端”；王阳明批驳墨子兼爱思想不能称为“仁”。兼爱思想在受到儒家批判的同时，也得到了一些学者的认可和吸收。董仲舒新儒学主张引“利”入“爱”，对儒家差等之爱有所突破；《礼记》提出的小康大同社会的美好理想也是对墨子兼爱尚贤思想的改造；《太平经》开“墨道并举”之端；黄老之学也吸收墨子兼爱思想，形成了“慈惠以爱人”的道德观；梁启超对墨子兼爱交利关系和促进社会和谐之政治作用也作了肯定。墨学及兼爱思想的历史命运极富戏剧性。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儒墨同为“显学”，但由于墨家自身组织的缺陷、兼爱思想本身的局限性、儒家学派以及以后封建统治者的反对，墨子兼爱思想在汉以后逐渐衰微，几乎成了“绝学”。只是到了近代，随着西方自由、平等、博爱、民权等观念的传入，有识之士在探索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中发现以兼爱为核心的墨家思想很与这一历史要求相合拍，墨子兼爱思想受到推崇，并呈现出一股的复兴之势，由于其从根本上不能适应中国社会需要而终究没有再发展起来。但是，墨子兼爱思想对现代社会仍具有重要启示，若加以批判地吸收，则有利于人际关系和谐、社会和谐，乃至国际间的平等互利、和平相处和合作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