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1日起,新《证券法》正式实施,公司债券发行审核制度正式由核准制转为注册制,公司债券的发行条件也有所放宽。在注册制下,监管方不再对发行人的信用资质做实质审核,仅对发行人申报材料的真实、准确、完整性做审核,公司债券的信用风险完全交由投资者做判断,同时新《证券法》也放宽了公司债券发行的硬性指标要求,如取消了发行人净资产规模、债券余额与净资产比例的限制,注册制改革的目的是推动我国债券市场进一步市场化发展,提升投资者的风险意识。本文以公司债券的信用风险为主要研究对象,探究其在注册制前后对公司债券定价的影响差异。我国信用债券目前呈现多头监管、市场分割的现状,不同监管线下的债券品种监管政策有所差异,本文研究背景基于新《证券法》修订,以《证券法》中规定的公司债券为研究对象,研究对象具体包括国家发改委监管的企业债券和证监会监管的交易所公司债,同时剔除了反应政府信用、定价逻辑不同的城投债品种。在探究信用风险对公司债券定价影响时,本文通过对比不同的信用风险度量模型,选择采用更加适用于我国公司债券市场的KMV模型来度量公司债券的整体信用风险;除了整体的信用风险外,本文也探究了常见的影响信用风险的指标对公司债券定价的影响,包括累计债券对净资产的比例、股票总市值、资产负债率、企业性质、信用评级。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发现,在注册制实施后,公司债券市场特征呈现三方面的变化,首先,公司债券的发行门槛降低,发行主体有扩容的趋势;其次,公司债券发行审核速度大幅加快,债券发行规模呈现增长的趋势;再者,核准制被注册制替代后,发行审核方的“隐性担保”不负存在,投资者在对债券进行定价时,对信用风险的关注度将会较注册制实施前更高。由此,本文认为信用风险对信用利差的影响将会更加显著,信用风险影响因素对信用利差的影响将会更加显著,并以此为假设进行实证分析。以2019-2020年有交易信息的公司债券为样本研究发现,注册制实施前一年,KMV模型下的债券内在违约率对信用利差的影响并不显著,而在注册制实施后一年,这种影响是显著的;同时在信用风险的影响因素中,债券余额与净资产的比例、资产负债率、发行人市值、信用评级对信用风险的影响变得都变得更加显著。因此本文得出结论,在注册制实施后,债券定价形成的信用利差更能反应债券相应的信用风险,债券市场的市场化程度提高。在此背景下,本文进一步提出我国目前债券市场应该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压实信息披露责任、健全债券违约处置机制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