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发展态势迅猛,人们在享受信息网络便捷服务的同时,网络空间成为了滋生犯罪的场所。我国采取了“以网管网”的网络监管模式,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信息网络安全管理负有积极的作为义务。然而,义务的泛化、立法缺乏前瞻性带来的弊端之一便是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内容不明确。根据义务犯理论,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实质上是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义务。网络服务提供者基于其保证人地位,对危险源未进行管控,构成不作为。根据不同的学说理论、分类标准等,不同类型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履行不同的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网络服务提供者在网络空间具有特殊价值,进而从社会对信息网络安全的迫切需要以及适度入罪化的刑事理念,明确了其承担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的必要性。域外国家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主要包括用户数据保护义务、内容信息监管义务、协助执法义务等。通过比较分析,我国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的内容界定仍需根据不同类型的网络服务提供者确定,提升义务的适度性。以法益保护为界定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内容的标准,对个人信息保护义务、侵权内容消除义务、执法司法协助义务以类型化承担责任的思路进行目的解释。个人信息保护义务的核心要义是妥善保管,但以指令或合理申请为例外;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对侵权内容承担合理审查义务、有效监控义务、违法信息删除和报告义务;网络接入服务提供者义务的主要内容为协助执法、断开链接并报告等,而网络内容服务提供者、网络平台服务提供者依照执法司法机关的指令履行义务即可。涉及到义务次序、义务履行冲突等问题,通过“责令拒不改正”的有效适用对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进行合理的限定,在履行义务时,合法、明确的主体应发出有效、合理的责令通知,并附有救济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