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信息网络在人们生活中越来越重要,与此同时,网络犯罪的数量和种类也在日益繁多。惩罚网络犯罪,保障公民合法权益面临更大的挑战,网络服务提供者在规制网络犯罪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面对愈发严峻的网络安全问题以及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不作为,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增设了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并且将之作为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条之一,从刑事立法方面追究网络服务提供者不作为的法律责任,为规制网络空间秩序开发了一种全新模式。由于信息网络传播速度快范围广的特征,网络服务提供者作为网络社会的缔造者,有义务也有能力对其控制范围内的犯罪行为进行及时的监督,并且能够及时的采取相应的改正或补救措施,阻止犯罪行为带来的危害后果,维护网络安全秩序,从而在安全与自由之间寻求一个平衡。但同时应当看到的是,该罪自设立之后,在适用时面临诸多困境,主要包括:主体界定不明、义务范围不清、在客观行为认定方面存在一些争议,犯罪形态方面争议较大,在此罪与彼罪的区分上也难以厘清。结合该罪设立的目的及当前信息网络的发展,应当明确的是必须将本罪的主体概念厘清,并将其划分为不同的类型,不同类型的主体应履行的义务和应承担的责任是不同的,不能简单的一刀切;在本罪客观行为的认定方面,根据网络服务提供者实际地位,结合“避风港原则”以及“红旗原则”进行衡量,在司法实践中,很多网络服务提供者对其自身的不作为以“中立帮助行为”为理由,逃避责任,随着本罪的增设,网络服务提供者不作为并经监管部门责令改正仍然拒不履行的行为,已被纳入刑法规制范围之内,因此就无法再以简单的“中立帮助行为”为借口逃避刑事责任。在本罪犯罪形态问题上,由于信息传播范围广、速度快的固有特征等因素,本文坚持本罪是不存在未遂的,至于共犯问题,主要是帮助犯,不同于以往共犯正犯化和有限度承认片面正犯,本罪重点更倾向于一种“平台责任”,从而更有效改善目前互联网领域网络犯罪共犯认定困难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