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性叛逆”这一说法来源于埃斯卡皮在1987年出版的《文学社会学》中提到:“如果大家愿意接受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这一说法的话,那么翻译这个带刺激性的问题也许能获得解决。”翻译的叛逆性在于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中;翻译的创造性在于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谢天振教授在其1999年出版的《译介学》中将埃斯卡皮提出的“创造性叛逆”这一说法引入国内,并提出“创造性叛逆”的主体包含有三个方面,分别是译者的创造性叛逆、读者的创造性叛逆、接受环境的创造性叛逆。其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在文学翻译中的具体表现又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即个性化翻译、误译与漏译、节译与编译、转译与改编。文学翻译中不可避免的存在译者的创造性叛逆,翻译难度越大,译者的创造性叛逆也就越明显。本研究将参照谢天振教授提出的译者创造性叛逆的定义以及具体表现,以《哥儿》刘振瀛译本为研究对象,采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哥儿》刘振瀛译本的译者创造性叛逆进行分析并进一步探讨背后的深层次原因。首先,笔者选择《哥儿》刘振瀛译本和早期的开西译本进行对照,从词汇与句子层面选取刘振瀛译本中体现译者创造性叛逆的语料,然后对语料进行分析,明确译文中创造性叛逆的具体表现。最后基于上述语料,对译者创造性叛逆的原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哥儿》刘振瀛译本中的译者创造性叛逆主要表现为个性化翻译、误译以及编译。其中个性化翻译所占比例最多,而误译与编译最能体现译者创造性叛逆背后文化方面的原因。其原因主要分为译者层次、风格层次以及文化层次三方面。其中译者层次可以进一步划分为译者受所处时代因素影响以及对原作人物性格理解的影响;风格层次则是为了从音系、词语、修辞三方面更好的再现原作风格;文化层次的原因则是为了迎合译入语读者的审美定式以及译入语语言表达习惯。通过对《哥儿》刘振瀛译本中译者创造性叛逆的分析以及原因的考察,可以发现两种不同的文化在交流碰撞的过程中所可能面临的困境,这对我们以后进行中日文学翻译实践亦或是研究中日文学翻译都具有一定的借鉴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