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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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好解决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商事和解协议（以下称“和解协议”）执行问题，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UNCITRAL）于2018年通过了《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以下称“《新加坡公约》”）草案。2019年8月7日，我国作为46个初始缔约国之一签署了《新加坡公约》。 《新加坡公约》针对和解协议执行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均予以了回应，包括“和解协议可执行性”、“和解协议执行抗辩事由”、“和解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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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好解决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商事和解协议（以下称“和解协议”）执行问题，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UNCITRAL）于2018年通过了《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以下称“《新加坡公约》”）草案。2019年8月7日，我国作为46个初始缔约国之一签署了《新加坡公约》。
《新加坡公约》针对和解协议执行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均予以了回应，包括“和解协议可执行性”、“和解协议执行抗辩事由”、“和解协议执行与其他救济程序的关系”三个方面。然而，《新加坡公约》的制度设计仍存在不完善之处。这些问题导致实践中产生法律适用上的争议，因此本文将以《新加坡公约》为视角，围绕上述三方面问题展开分析。
当前，我国商事调解制度尚付之厥如，而现有的人民调解制度与《新加坡公约》在上述三方面问题上均存在分歧：首先是和解协议的可执行性问题。《新加坡公约》在划定和解协议范围的基础上，将和解协议视为可直接执行的法律文件并赋予其强制执行力，旨在便利和解协议的执行，但这与我国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相冲突；其次在和解协议的执行抗辩事由上，虽然我国法律与《新加坡公约》不存在本质上冲突，但在具体抗辩事由的规定上，仍有待进一步细化；最后，我国法律未对和解协议的执行与其他救济程序之间的关系予以明确。
上述分歧将导致《新加坡公约》在我国适用困难，为更好衔接其制度，我国应从和解协议可执行性这一根本问题出发，构建商事调解基本法律制度，并对执行抗辩事由、执行和解协议与其他救济程序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予以细化规定。同时，应构建配套的商事调解职业规范，为和解协议执行提供监督机制，确保商事调解的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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