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代化建设引发了急剧而深刻的社会转型。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是一项艰巨的历史使命，它内在地要求公民意识、公民德行和公民理性健全地发展，公民社会尽快得到发育，社会形成自我调节的良性发展机制。然而，公民资质不是人类天生自然形成的，需要通过教育来养成。当前，在我国学校教育中，公民教育实践薄弱，以政治思想和道德教育为核心的公民教育内容及其教学无法有效实现培养现代公民的目标。公民教育不仅是一个教育理想，同时也是一个政治理想。我国中小学公民教育的滞后一定程度上源于社会转型期我国公民教育政策的缺陷。　　公民教育政策是政府、执政党或其他社会公共权威部门，在一定历史时期，为开展公民教育、养成公民基本价值观、传授公民知识与公民技能、培养社会合格公民所制定的行动准则。公民教育政策对公民教育具有管制、引导、调控、分配的功能。从政策分析的角度看，公民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培养目标、教育内容、实施途径和保障措施构成了公民教育政策的五个基本要素，决定了学校教育中公民教育的理念、目标、内容、方法和效果，并构成了本研究剖析社会转型期我国公民教育政策变迁、建构与改进的基本分析维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小学公民教育政策历经变迁，在政策目标、内容和实施方面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恢复重建期，政策目标定位于培养有觉悟的劳动者，以思想政治和道德教育为主;在加快发展期，政策提出了“四有”公民的培养目标，初步建立了德育政策体系;在调整充实期，政策价值取向重新强化了意识形态政治要求，转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与接班人”;在提升推进期，政策提出了素质教育的价值取向，正式设置公民教育知识课程，并将心理健康教育、环境教育、科学教育等纳入公民教育范畴;在扩展丰富期，政策突破性地提出了“合格公民”的培养目标，并将人权教育、公共安全教育纳入中小学公民教育课程。经过三十多年的变迁，我国中小学公民教育政策价值取向日益重视学生主体性，政策目标定位逐步切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政策变迁层面逐步从外围层深入到中间层，政策实施方式逐步从课堂教学为主，转向课堂教学、学科渗透与实践活动并重，政策保障措施逐步从完全依靠学校，转向全社会共同参与。我国中小学公民教育政策虽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仍存在诸多局限，如:政策对中小学生的政治要求超越了其认知水平;政策目标培养功能单一，未能体现立体的现代公民角色;政策内容零散、重复，缺乏系统思考和有效整合;政策变迁停留在表浅层面未触及核心理念等。依附观念浓厚的人治思想、培养圣人的儒家文化、政策评估机制欠缺、政策变迁存在路径依赖等是造成以上政策缺失的主要原因。　　对南京、广州、武汉、合肥、西安、昆明六个城市的实施调查表明，我国中小学公民教育政策制定未能让教师和家长参与，政策的学科类课程内容与现实生活脱节，活动性课程无法充分开展，教师的教育理念、教学方法离实施公民教育的要求有差距。究其原因，政策制定“内输入”为主削弱了政策的民主性、科学性，政策实施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支持，部分教师不具备开展公民教育的知识和技能，政策实施所需的公民文化缺失等影响了政策实施效果。比较研究表明，美、英、日三国均重视公民教育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政策内容勾勒了完善的现代公民教育体系，政策制定过程发动全社会广泛参与，并将全球教育作为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使我国中小学公民教育政策迎头赶上，我国政府就要克服政策变迁的路径依赖，将政策变迁推进到政策核心层。首先，政策价值取向分层设置，既培养具有爱国精神、守法意识和基本道德的国家公民，也培养具有参与意识、理性精神和合作能力的社会公民，具有宽容精神、全球意识和多元文化理念的全球公民，并强化公民地位和权责平等意识。其次，构建我国中小学公民教育政策体系。采取体现公民教育核心理念的政策价值取向，设置有利于学生公民资质形成的政策目标，围绕公民知识、公民能力和公民德行安排课程，以学科渗透、校园文化、网络技术等多渠道推进政策实施，依靠师资队伍建设、管理制度完善和公民文化培育等提供政策保障。最后，全面改进我国中小学公民教育政策。将政策价值取向从培养服从性人格转向孕育健全独立人格;政策培养目标从国家公民扩展至多维立体的公民;政策内容从德育为主转为以培养公民为主线的全方位教育;政策实施从德目主义教育模式转为综合教育模式;政策保障以教师队伍专业发展和全社会公民文化培育为重点;至关重要的是:将公民教育政策作为国家根本教育政策，推进政策变迁路径创新。　　社会转型是一个长期追求的目标，公民教育政策创新也非一朝一夕能成功的事。在公民文化相对缺乏的环境下，我国中小学公民教育政策改进将会面临各种困难和压力，能否推进，关键取决于政府的决心和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