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越权担保的效力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尚未形成定论,同案不同判的情况屡见不鲜。本文以最高人民法院的判例为研究对象,对裁判理由进行抽丝剥茧,梳理法官们的判决思路并进行分析,从而希望为公司越权担保的效力问题提供一种参考路径。本文首先是对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裁判现状进行分析。以检索到的84篇最高人民法院的判例为样本,着重探讨担保合同的效力认定。通过数据显示,最高人民法院对于担保合同的效力具有三种认定方式,在判决思路上存在多种路径,这直接影响到同类案件存在不同的判决结果。其次笔者抽取出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招行与大连振邦案”进行仔细分析的分析。通过对案情的归纳,最后总结了法院普遍关注且直接影响到了公司越权担保的效力认定的三个争议焦点,第一是关于《公司法》第16条的性质分析,最高人民法院的基本观点认为该条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不能决定担保合同的效力。笔者赞同该观点,第十六条的出台是为了规范公司对外担保的行为,并不能起到决定合同效力的决定性作用。在此基础上,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表见代表/代理权利外观的分析。因为提供担保的行为并没有得到公司的授权,且合同不因为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趋于无效的情况下,下一个要考虑的问题即是该担保行为是否符合表见代表/代理的相关规定。裁判案例中对于权利外观的认定五花八门并未统一,笔者认为只要法定代表人或者是其他在合同上签字盖章之人,能够出示一个普通理性人均能相信其有授权的相关材料即可,比如说出示公章或者股东会决议。至于材料的真伪是否需要鉴定这就牵涉到第三个问题——表见代表/代理所产生的相对人注意义务的界定。笔者认为应该进行资料形式上的审查不能有明显违背法律或常理的瑕疵,且应该根据相对人的行业、业务领域有所针对,而不是普世性的一个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