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效率低下在我国现代企业中较为常见,其对企业发展产生的负面影响也得到了学术研究者们的广泛关注,现有关于非效率投资治理的文献多从董事会治理、高管激励、制度环境等因素出发。另外,对于企业业绩与投资效率关系的研究大多倾向于将投资效率作为解释变量,而把企业实际业绩作为被解释变量,鲜少关注业绩预期差距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而根据业绩反馈理论可知,出于改善企业实际业绩的动机,实际业绩与预期业绩之间的差距会导致管理层调整投资策略,进而影响企业的投资效率。因此,本文主要基于业绩反馈理论,在理论层面上构建了业绩预期差距与企业非效率投资的逻辑框架,并深入探讨了审计监督、法律环境和高管薪酬激励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随后,本文以沪深A股2012-2017的数据为样本进行了相关性分析、回归分析以及内生性稳健性检验,得出了相应的结论,并根据研究结论从内外部治理的角度为公司治理提供了一系列建议。最后,对本研究存在的局限性进行了分析,并为未来的相关研究提出了一些改善建议。本文得出如下结论:(1)业绩预期差距对企业的投资效率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由于企业业绩是企业经营状况最直接的体现,因此,企业当年取得的实际业绩与历史预期业绩以及行业预期业绩的差距会使高管产生危机感,想要通过改变原有的投资策略来改善企业业绩,从而提高了高管实施投资不足或投资过度行为的概率。同时,相比于历史预期业绩,管理层更关注实际业绩与行业预期业绩之间的差距,因此,实际业绩与行业预期业绩的落差对高管投资行为的影响更大。(2)审计监督对业绩预期差距与企业非效率投资之间的关系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审计监督主要通过会计师事务所对企业财务报表以及内部控制进行审计,并对企业财务报表的准确性与真实性提供合理保证,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信息的不对称程度以及盈余管理程度,从而约束了高管的行为,引导其理性谨慎的选择投资项目。(3)法律环境的改善有利于引导管理层的投资行为,从而减少管理层因为行业业绩预期差距而实施的非效率投资行为,但法律环境的改善对管理层的引导在其面临历史业绩预期差距的压力时无法发挥作用。(4)货币薪酬激励可以提高管理层的风险承担能力,从而抑制其出于风险规避心理仅投资于低风险项目的行为。同时,货币薪酬激励还可以通过平衡企业经营者与所有者的利益来减少高管损害企业利益的非效率投资行为。且相比于外部监督,公司内部实施的高管货币薪酬激励制度对管理层投资行为的引导及约束作用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