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政治的发展,同时对中美关系的发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美国的中国形象的发展变化与中美关系的变化密不可分。1931到1949年成为中美关系史上,同时也是美国的中国形象建构史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曾被美国史学研究者T·克里斯托弗·杰斯普森（T.G.Jespersen）称为中美关系“辉煌的18年”。本文的重点是从“形象”的视角考察1931-1949年间林语堂创作的代表性英文著述,如《吾国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1935）、《生活的艺术》（The Importance of Living,1937）、《京华烟云》（Momentin Peking,1939）、《枕戈待旦》（The Vgil ofa Nation,1944）在重塑这一时期的美国的中国形象方面的地位与贡献,以及由此折射的中国与美国关系的变化,以及中国在当时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与影响。回溯美国中国形象的发展流变,19世纪初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中国形象建构过程中,传教士始终成为核心的形象塑造者。美国海外传教运动的兴起,推动了一大批传教士来华,带着对基督宗教和传播福音的热情,他们开始了基督教化中国的“宏伟”计划。传教士中那些享有较高知名度者的主要功绩或在历史上的重要表现一般并不是体现在其传教的成果上,更多体现在他们对中西文化交流或者说中外关系发展史上的主要贡献。例如,19世纪末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其撰述的《中国人的特性》（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1894）在塑造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强化了自19世纪初来华传教士塑造的“停滞、落后、野蛮的”中国形象,更从民族特性的层面,以其亲身经历和具体详实的材料为想要了解中国的西方人的提供了参考。从一定程度上,林语堂重塑中国国民性和国家形象正是以批判明恩溥的观点为起点。而另一位著名传教士兼作家的赛珍珠女士,以其中国《大地》（The Good Earth）的生动描述,让中国勤劳、淳朴的农民形象深入人心,成为美国的中国形象从负面向正面的重要转折,为林语堂重塑的中国国民性和国家形象的接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林语堂基督徒的背景和中西文化教育背景为其重构美国的中国形象提供了从语言、文化和身份等多重便利的条件。林语堂出生在一个中国基督徒家庭,父亲是虔诚的基督徒牧师,他从小得以浸淫在中西文化之中,基督信仰与品格已经深植在他的心里。这份信仰以及基督徒身份成为他日后能担当重塑中国形象重任的关键因素之一。当时的美国是基督信仰浓厚的国家,对于一个来自中国的基督徒的民族自白的可亲、可信度为其重塑之旅铺平了道路,加之他对中西文化的了解,对中文、英文的娴熟,以及幽默、诙谐的笔调,都为其作品的接受奠定了基础。而其成功的外部因素则离不开赛珍珠夫妇从文学创作思想与文化思想的引导,以及出版商华尔希（Richard Walsh）从出版、发行一系列的商业运作策略的成功运用密不可分。在对林语堂重塑中国形象的考察中,笔者发现,林语堂重塑的“和平、悠闲、艺术”的中国文化与生活方式;“团结、进取、民主的‘新’中国”的形象是与当时的美国对华政策,与亨利·卢斯（Henry Luce）为代表的传教士努力打造的浪漫化、理想化中国的形象吻合的。从其作品的接受情况来看,林语堂自塑的中国形象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一些美国大众对中国负面的印象,得到读者的接受和认同。林语堂自塑的中国形象是以一个中国人的身份,在西方话语霸权下发出中国人自己的声音,与美国传教士、商人、外交官等形象塑造者最大的不同在于,林语堂是以一个“局内人”（Insider）的视角向美国读者阐释中国传统文化,重塑一个“团结、民主、奋进的”新中国形象。虽然其重塑的终结无法逃离中美关系发展的大的趋势,但林语堂通过其英文著述和大量的社会文化活动开启了中国与美国文化互动对话模式的尝试。然而林语堂重塑的中国形象的局限性也是不容否认的。林语堂作品的受众主要是美国的文学圈和中产阶级,所以对普通读者的影响力比较有限,林语堂以中国人的身份主动在异域文化环境中建构中国形象的尝试还是给我们的跨文化交流、形象研究以及当今国家形象建构提供了启示与借鉴。跨文化交流的双向性更能促进双方的了解,消除隔阂,达成共识,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的进程。林语堂自塑中国形象的尝试是对异域形象研究的有益补充,他为研究提供了“观察者”与“被观察者”双重视角,并且超越了文学文本的层面,将历史学、社会学、传播学等多学科有机结合,拓宽了形象学研究的范围与层次。此外,林语堂重构中国形象的策略与影响的研究对当今中国文化走出去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