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税不遵从问题并不是一个只存在某些国家或某个阶段的特殊问题,是世界各国政府都普遍面临的难题。而企业作为经济中的重要微观个体,其纳税遵从度的提高更是对一国财政收入的增长起着助推作用。随着我国经济增长步入"新常态",财政收入增长也"慢"起来,这就使得地方政府原本就突出的财政收支矛盾问题更加尖锐。在当前的财政状况下,既要保证财政的刚性支出又不宜向企业增税,如何提高企业纳税遵从度,提升企业实际缴纳税款的比重,把那些应收的税收收入收上来便成了现实选择。已有研究多是从税率、稽查概率和惩罚力度等方面寻求提高税收遵从度的手段,但从这些方面着手可能会在短时期内提高企业的税收遵从度,长期效应如何根本上还要受到当地制度环境的制约。这是因为,企业纳税行为是内生于当地制度环境的,为了实现自身利润最大化企业会依据外部条件的变化而不断调节自身的纳税遵从因子。因此,制度环境应当是我们考察企业税收遵从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当前正是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期,不同地区之间的制度环境又差异较大,这些特殊的制度背景都为我们研究制度环境差异是如何影响企业税收遵从行为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所以,本研究试图从制度视角为企业的纳税遵从行为提供一种解释,从而为企业纳税行为的优化指出可行的路径。本文主要包含以下几个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为导论,是对本文研究主题"制度环境与企业税收遵从"研究背景以及内容等方面的总体性阐述;第二部分是税收遵从的基础理论,从税收遵从经典模型、税收遵从的测度方法以及个人与企业税收遵从研究的异同三个方面进行了理论上的梳理;第三部分是中国企业税收遵从的经验观察,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分别从不同的所有制类型、不同的地区以及不同的行业对企业的纳税遵从度进行了定量上的比较分析;第四部分是中国制度环境分析,基于中国省级宏观数据,分别从经济、政治、法律三个维度就现阶段中国制度环境的特征展开了描述;第五部分是制度环境之于企业税收遵从的作用研究,主要分析了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对企业纳税行为的影响,集合了税制设计、产权安排、财政分权、政治集权、政企合谋、税收法治等多个影响因子,揭示了背后的作用机理;第六部分是经济制度影响企业税收遵从的实证检验,主要是从产权保护水平的角度分析,得到的研究发现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财政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实践上的线索;第七部分是政治制度影响企业税收遵从的实证检验,主要是从官员腐败的角度展开研究,分总体性和异质性的研究发现对于我国税收征管的重点方向以及反腐策略均具有一定的实践启示;第八部分是法律制度影响企业税收遵从的实证检验,同样分总体性和异质性的研究发现也为我国的"税收法治"提供了经验上的证据;最后第九部分是对全文的总结,主要是对文中重要观点的提炼以及政策建议的提出,同时也指出了本文研究的不足以及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具体来看,本文研究产生了如下的主要结论:第一,整体来看,中国企业税收遵从程度还偏低,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具体来看:首先,大多数工业企业的实际税率均是小于,甚至远远低于法定税率。其次,纵向比较看,大多数企业的实际税率在观察的时间段内不是逐渐提升的,而是呈现出逐年递减的趋势,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税收不遵从问题不仅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反而是愈加严重。最后,横向比较看,在不同的企业所有制类型中,私营企业的实际税率最高,外资企业最低,国有企业也偏低,略高于外资企业;在不同的地区中,东部地区是企业实际税率最高的地区,中西部地区偏低;在不同的行业中,像烟草这些国家提倡抑制消费的行业以及石油、印刷等传统行业普遍企业实际税率比较高,而像通信电子设备这些正在处于迅速发展的高新技术行业或者农副产品加工等生活必需品行业的企业实际税率比较低。第二,中国的制度环境正在逐步改善,但区域差异较大。经济特征上,我国的市场化进程整体上速度加快,但区域间却存在明显的差异,东部地区是市场化进程最快的地区,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西部地区进程最慢。政治特征上,我国官员腐败问题比较突出,虽然腐败案件数量整体上是趋于下降的,但呈现出复杂的特征:一是快速推进的市场化进程和高频发生的腐败案件是同时存在的;二是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与腐败案件数的多少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法律特征上,我国的法律制度环境总体上在不断优化,区域差异仍然明显,东部地区是法律制度环境最好的地区,东北地区法律环境相对较好,西部地区最差,中部地区的法律制度环境略优于西部,但和西部地区均低于全国水平,从表现出来的特征看,经济发展水平与法律制度环境基本上成正比。第三,企业的纳税行为是内生于当地制度环境的。经济制度上,从税制设计看,税率高低、税收政策及其内在的稳定性、税收征管环境都会影响企业的纳税行为;从产权安排看,当政府对企业产权保护水平较高时,企业的纳税遵从意愿就会比较高,反之,当政府对企业产权保护水平较低时,企业的纳税遵从意愿便会大大降低。政治制度上,地方政府行为是分析企业纳税行为的重要线索,当地方政府伸出"攫取之手",政治晋升激励比较强,与辖区内企业形成"合谋"时,都可能会加重企业的逃避税倾向,降低其纳税遵从度。法律制度上,如果征税不能被法定,而是依靠税务机关的"人治",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在一定程度上就会破坏企业生产和投资的稳定预期,降低企业的纳税遵从意愿。第四,"减税"可以提高企业税收遵从度,"减费"具有同样效用,而且,"减费"的政策效果可能要更强。基于产权保护水平影响企业纳税遵从的实证研究发现,企业的实际所得税率越高其纳税遵从度就越低;企业的非税负担越轻,政府对企业的产权保护水平越高,企业纳税遵从度也越高;减轻企业非税负担会弱化实际所得税率提高带来的负面效应。结果表明,税费负担过重是导致企业纳税不遵从现象普遍存在的重要原因,但调整非税收入的政策效果要更强,不仅可以直接提高企业纳税遵从度,还能对税率变化与纳税遵从两者的关系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第五,官员腐败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会对企业的纳税遵从影响显著,其效用的发挥是有条件的,而需要我们重点关注的正是那些腐败能发挥显著作用的税收征纳情况。基于地区官员腐败程度影响企业纳税遵从的实证研究发现,一个地区的官员腐败程度与当地企业的纳税遵从度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进一步,分组检验官员腐败对企业纳税遵从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二者的负相关关系只在地税局征管、市场化水平较低地区、企业所有制类型为私营、地方政府财政压力较小的情况下显著,呈现出较强的差异化特征。第六,无论是国税还是地税征管,亦或是市场化进程的快慢,良好的法治环境都可以改善当地企业的纳税行为,而且还会显著提高私营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的纳税遵从度。基于法治化水平影响企业纳税遵从的实证研究发现,一个地区的法治化水平越高,企业纳税遵从度也越高,进一步,分组讨论法治化水平影响企业纳税遵从的异质性,研究发现,法治化影响不存在税收征管机构上的异质性,但却存在企业异质性,只对私企和外商独资企业影响显著,国企并不显著;对于不同的市场化进程地区,虽然法治环境的改善均可以提高企业纳税遵从度,但这一影响在市场化进程较快地区有所弱化,实际效果反而不如市场化进程较慢地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