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方剂的发展历史悠久,是历代医家临证实践经验的结晶。方剂起源甚早,随着社会的不断前进,中医学的不断进步,中医方剂学也逐步向前发展。方剂的数量日渐增多,种类日益丰富,至今可谓浩如烟海。据不完全统计,中医各科有名称或无名称的方剂已达13万首以上。而中医方书的数量也非常之多,在整个中医古籍中将超过1/5以上,仅《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方书”类所记载的书籍就有1950种。本文选取晋唐时期方剂学的成就与特点,进行初步探讨研究,从晋唐医方书中发掘新的方剂学资料,总结前人制方经验和思路,希望能探寻方剂学术发展的特点,揭示方剂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为现代中医临床处方提供宝贵的借鉴。 晋唐时期是一个既有大动乱、又有大融合的特殊时代。期间历经战火,也有太平盛世南北经济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和学术空间的相对自由,使得文化科技都呈现出不同于两汉的清新脱俗的局面。晋唐人民和众多医家面对连年征战,社会局面动荡,以及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等各种情况,有更多机会进行大量医治伤病疾苦的实践,从而使临床医学得以迅速发展,各科临证经验也进一步充实。尤其是唐代,由于中外医药交流的频繁,医药文化也空前昌盛。既继承发扬了汉晋南北朝以来医学实践经验,还获得来自国内外各方新的医学信息。医家们开始全面综合整理以前的医学成就,吸取当代医家、人民群众和来自国外、兄弟民族的有效医方经验,总结新经验、开创新成就。此时期的中医方剂学也随着社会、政治的变革而日趋成熟,方剂积累开始达到一个新高潮,众方云集,包罗百科,独具时代特征,为后世方剂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本文开篇伊始,简要考证了“方剂”、“方剂学”、“方剂学史”几个概念的源流。回顾总结了晋以前方剂学发展的概况。简介了晋唐时期社会发展的历史背景。由西晋至唐代600余年间,是中医学理论奠基后的多元发展时期。在大量实践经验积累下,涌现出不胜枚举的医方书。虽然大多方书今已无存,但从历代史书的著录中仍可看出当时编撰方书之盛况。 关于晋唐方剂学的成就,主要从医方书的编撰,收集各种方剂,方剂学术的继承和发展这三个方面来论述。本文选取现存以及后世辑佚的一些方书,从方剂学的角度出发,回顾了晋唐时期医方书的编撰及其成就。其中包括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晋·范汪的《范汪方》、晋末刘涓子的《刘涓子鬼遗方》、南北朝·陈延之的《小品方》、南北朝·深师的《释僧深师方》、梁·陶弘景的《陶隐居效验方》和《辅行诀脏腑用药发要》、北周·姚僧垣的《集验方》、唐·孙思邀的《备急千金要方》及《干金翼方》、唐·王焘的《外台秘要》等。还有官修方书如隋代的《四海类聚方》,唐代的《广济方》与《广利方》。除此之外,民间方书也大量涌现,现敦煌出土的医学卷子,其保存的医方数量至少有1100种以上。其中除个别见载于前代医方书的古方外,大都为六朝隋唐医家通过临床验证的有效医方,并且还有不少单验方。刻制于晋唐年间的河南洛阳龙门石窟药方洞,载有大量石刻药方。载方共153首,主治病症48种。因此,晋唐时期编撰辑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