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全球化对跨文化交流提出了迫切要求，翻译作为跨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其地位和重要性也日趋明显。经历了长时间的文化输入，我国目前面临的重要问题在于如何在跨文化交流中实现本土文化的输出。在此背景下，林语堂作为中国文化输出的前驱之一，以其翻译作品的数量之多和在目的语读者中反响之大引起了国内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些研究一方面集中于文化、文学研究，另一方面主要集中在对林语堂翻译原则和技巧的分析评价。这种研究模式依然没有跳出翻译的语言学研究领域，没有将翻译活动作为跨文化实践进行跨学科研究，这与译学理论领域的“文化转向”相比处于滞后状态，故此也不能对林语堂翻译活动做出更为深刻的解读和分析，对我国翻译理论和实践也不能提供更具价值的启示。 本文拟在勒弗菲尔(Lefevere)提出的“改写”(rewriting)理论框架下，从社会文化角度研究林语堂翻译理论与实践。勒弗菲尔作为翻译研究派的代表人物，提出了将翻译活动纳入文化系统研究。他侧重于探讨意识形态和诗学对译者在翻译原本的选择和翻译策略的调整的影响，提出翻译即是改写。译者总是通过操纵使译本符合目的语读者的意识形态和诗学传统以确保其尽可能被更多的读者接受。林语堂一生的翻译活动囊括了翻译(具有明确原文本)、自译(auto-translation)、编译(editing)和创译(imitation)等多种翻译形式。除了其早期的翻译活动外，林语堂的大部分英文作品描述了中国哲学、习俗、百姓生活等内容，构成了林语堂在目的语文化中撰写源语文本的独特现象，不可避免的带上了跨文化、跨语际色彩，故而与翻译关系密切。本文通过个案分析论述了林语堂翻译在翻译《浮生六记》中意识形态和诗学传统对其文本的选择和翻译中归化、异化翻译策略的影响。此外，本文进一步引申勒弗菲尔翻译理论，论证了林语堂在更为广泛的翻译活动中(自译、编译、创译)为适应目的语文化意识形态和诗学传统而对译本进行了操纵。其中包括其基督教信仰和表现主义文学观对其源语文本的筛选的影响，其文化身份认同对翻译中策略的运用。 本文通过分析得出结论，林语堂翻译作品在目的语读者中倍受推崇的原因在于他在翻译中对原文本进行了大量的操纵和改写，以适应西方意识形态和诗学传统。然而，林语堂对目的语读者的过于忠实同时也导致了其以西方化了的眼光解读中国文化，以西方的标准筛选和改写中国传统文化，注定了对源语文化译介的不充分甚至扭曲。本文论证了任何翻译都不可能实现不同文化之间完全的平等对话，译本生成背后所隐藏的社会文化操纵应引入翻译个案的研究，从而丰富和深化我国的翻译理论研究和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