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性叛逆是必然存在于翻译过程中的现象。法国社会学家埃斯卡皮最早提出创造性叛逆，将一切翻译活动都视为一种创造性的叛逆。我国学者谢天振将此概念引入中国，他将创造性叛逆延伸至原作的翻译、接受和传播的整个过程并将翻译过程中各种矛盾的实质归结为不同文化间的碰撞。　　长期以来，翻译一直被视为文学创作的附属物，译者的活动被简单的理解为词句的对应。对于翻译作品的优劣好坏，业界的标准也难有定论。创造性叛逆概念的引入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全新的角度。本文将通过对文学翻译自身特点的分析找出创造性叛逆存在的原因，进而指出文学翻译中创造性叛逆的客观存在性和不可逾越性。并以影响创造性叛逆的众多因素中最重要的背景因素为切入点，分别分析原作创作、译者以及目的语读者的背景对译文的影响，从而得出结论文学翻译是译者充分调动个人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的结果。　　风格的翻译一直是业界讨论的热点问题:译者能否有自己的风格、应该以怎样的标准来评判译者风格、译者风格同原作之间应该有着怎样的关系。本文将以傅东华所译《飘》为例，分别从遣词、造句、段落、修辞、语域、叙事风格六个方面对译者风格进行解析。　　翻译的社会性也同样显示了创造性叛逆的社会属性。创造性叛逆在翻译领域外的其它社会领域的影响和作用也值得探讨。本文将从文化意义、社会意义和译者地位三个方面探讨创造性叛逆的社会性命题。　　本研究旨在以文学视角观察文学翻译，将文学翻译作品视为文学作品、将译者视为同原作者同等的创新主体来解析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现象。将创造性叛逆纳入社会范畴，探讨其社会属性和命题，为创造性叛逆的发展探寻了新视角。　　本文共分为六部分。引言介绍文献综述以及本研究的目的、意义、篇章结构;第一章，分析影响创造性叛逆的主要因素——背景，进一步证明创造性叛逆的客观性;第二章，结合傅译《飘》的稳本，分析创造性叛逆同译者风格的关系，从六方面解析译者风格的形成;第三章，阐述译者创造性叛逆所应把握的限度;第四章，从文化意义、社会意义、译者三个方面，简要讨论创造性叛逆的社会性问题;结论，总结全文并展望创造性叛逆理论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