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60年代的电力技术革命催生了麦克卢汉“技术决定论”的乐观主义,20世纪80、90年代的电子技术浪潮造就了鲍德里亚“技术决定论”的悲观主义。两位学者的理论理路从理解媒介到批判媒介,理论视角从乐观展望到悲观透视,研究范式从技术的科学主义到社会的人本主义,这些转变源自时代变迁与技术升级。纵观前期研究,学界对两位学者媒介研究的梳理和反思大多体现在对两者理论的定性和各自理路的探析上,如将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视为一种先知性阐述,认为他对媒介的研究已经超出时代的发展,为人们理解媒介开辟了新的视角;对鲍德里亚的媒介研究更多的是将其定位到后现代主义的结构中,认为他的媒介研究更多的是一种后现代主义视角下对媒介技术的悲观阐述。而对两位学者的媒介研究理论之间的时代逻辑关系与对媒介与空间关系研究的梳理研究却乏可陈善,鲜少有论述两者之间媒介研究的时代关系与相互借鉴。本文通过对麦克卢汉的地球村、媒介即讯息、媒介是人的延伸和鲍德里亚的仿真、内爆、超真实的概念进行理论脉络梳理与时代背景分析,寻求两者媒介研究理论之间的内在逻辑与外在转换的动因与规律,在此基础上得出媒介研究与媒介技术之间存在的必然性联系,从而发现麦克卢汉到鲍德里亚的媒介研究实际上存在着媒介与社会空间关系上深入探究,是一个媒介技术与社会空间之间相互去魅与附魅的博弈过程。因此,笔者试图分析了两者媒介研究中存在的潜在的空间研究成分与特征,并提出对经典媒介理论研究中的空间研究进行挖掘,将其与当代媒介空间研究相连接进而实现理论上的对接与时间上的连贯的可能性思考。这一研究思路将有助于研究者在连续的媒介研究历史中寻求媒介技术发展与媒介研究的时代性差异和全局性规律,为当下媒介空间研究提供一些启发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