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访工作作为了解民情、集中民智、维护民利、凝聚民心的“中国方案”,已经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依托。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把“完善信访制度”放到“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中作出安排部署。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把“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完善信访制度,健全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写入党的重大决议,充分彰显了信访制度在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的独特优势。信访工作的发展持续助益人民群众上访有据可循、维权有道,然而随着社会矛盾的多元化,公民民主意识的增强,信访问题也逐渐复杂化,“三跨三分离”、闹访、缠访、重复访、越级访、积案化解等越来越多的信访难题逐渐涌现,探究如何提升信访工作治理效能也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本文将国家信访局及地方信访局的信访工作政策文本进行整理,通过应用Nvivo软件对政策文件内容重新编码,将克里斯滕森的治理模型与编码得到的治理效能模型比对修正,构建符合中国信访工作的治理效能模型。通过研究发现,我国信访工作治理能力和治理合法性是影响信访工作基层治理运行的关键要素,其中治理能力包含的协同能力、履职能力、组织能力、应急能力、监督能力从不同角度对信访工作治理效能起调节作用,治理合法性中的群众认同感和群众获得感是维护信访工作稳定持续的前提,治理工具通过平台建设和创新方法应用提升治理能力及治理合法性,从而影响治理效能。在此模型的基础上应用FsQCA软件对30个地方信访工作典型案例进行定性比较分析,寻找影响信访工作治理效能的组态。结合分析结果比对案例,深入探究信访工作创新路径,并对五条创新实践路径归类处理,总结出主动化解型与积极应对型两种信访工作治理效能提升方案,回归案例深入讨论两种方案如何影响信访工作治理效能提升,围绕治理能力、治理合法性、治理工具三个维度,为我国信访工作改革提出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