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政府不断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往来并积极推动文化交流。2016年《文化部“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2016-2020年）》的发布,标志着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贸易发展及文化交流进入高效合作的局面,要“全方位提升中国文化领域开放水平,秉承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合作理念,构建文化交融的命运共同体”。中国政府也将文化产业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积极支持中国文化“走出去”。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交流融合,实现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产品出口贸易的互利共赢和中国文化强国建设成为当前的主要贸易目标。在上述背景下,基于对现有研究成果的借鉴,本文展开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产品出口贸易互利共赢机制的解读:（1）运用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构建理论框架,以文化产品异质性和文化产品贸易特点为基础,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建立中国对沿线国家文化产品出口贸易互利共赢机制的理论基础。首先,运用三元边际分析方法建立贸易成本对文化产品出口增长模式的影响机制,以区别于制造业产品出口增长模式,从供给角度建立出口国获得贸易利益来源的机制。其次,基于文化产品和文化产品贸易特征,从现有贸易理论提炼出文化产品多样性对进口国消费者福利的影响机制,从需求角度建立进口国获得贸易利益来源的机制。最后在贸易互利共赢机制的理论基础上建立中国文化产品贸易政策选择的理论基础。（2）从贸易总量角度展开2007-2018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产品出口现状的定量分析和事实描述,为之后的实证研究奠定数据基础。（3）利用Hummels and Klenow（2005）三元边际框架研究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产品出口三元边际特征,并实证分析贸易成本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增长模式的影响。（4）以三元边际中的扩展边际即产品多样性为切入点,借助Feenstra（1994）和Broda and Weinstein（2006）的方法构造了文化产品进口多样性变动条件下的加总文化产品精确进口价格指数,并估算出沿线国家每种文化产品替代弹性,分析中国文化产品多样性对沿线国家消费者福利的影响和贡献。（5）在中国对沿线国家文化产品出口贸易互利共赢机制的实证研究基础上,基于中国文化产品贸易政策选择的原则和依据,从目标和措施两方面分析了中国文化产品贸易政策选择的路径。本文从贸易总量——三元边际——产品多样性逐层递进的逻辑结构,依次对理论基础展开三个层次的定量分析和实证研究,得到的主要结论为:（1）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产品出口主要以劳动密集型和低附加值的文化产品的装备和辅助材料为主,而内容性强的文化产品居于劣势地位,这种出口结构不利用中国文化强国建设目标。中国文化产品出口市场主要集中在东南亚,欧洲市场规模较小,这表明未来市场的提升空间还很大,以“五通”和“五路”建设加强与欧洲国家的经贸合作。“一带一路”倡议也为中国在沿线国家市场地位的提升奠定了良好的合作基础。（2）中国对沿线国家文化产品出口增长主要依靠价格边际,扩展边际贡献较小。文化产品的装备和辅助材料出口扩展边际较高,但是出口价格低于世界平均价格,这种出口模式不利于中国的文化产品创新。中国对不同区域和不同国家的文化产品出口三元边际呈现出较大差异,因此针对不同区域和国家要实施差异化出口策略。地理距离、文化距离和进口国经济自由度这些贸易成本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三元边际影响显著,其他因素也对出口三元边际有不同的影响。这表明在“一带一路”倡议下,通过民心相通增进文化交流合作和减少文化差异,通过设施联通建设降低可变贸易成本,通过政策联通和贸易畅通降低固定贸易成本,促进更多中国文化产品出口企业进入到沿线国家市场。（3）沿线国家从世界和中国进口产品多样性增加使得加总文化产品精确进口价格指数下降,改善了消费者福利,且增加了国家的贸易收益。利用来源地分解法研究中国对沿线国家消费者福利的影响发现,中国对东南亚国家消费者福利贡献度较高,而对中东欧国家贡献度较低。这表明沿线国家消费者福利改善与从中国进口文化产品多样性和进口文化产品规模有关,这为降低贸易成本促进中国文化产品出口模式优化,实现贸易互利共赢提供了经验证据。本文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中国文化产品贸易政策的选择及未来发展的建议,通过制定较高层次立法保障文化产品创新,进行多形式文化传播与交流合作,实现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文化认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良好的文化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