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至宋代是中华文化艺术积淀的重要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段内,动荡与繁荣交织,专制统治强化与士人主体精神张扬共存,错综变化、多种因素的交织推动了艺术赋的发展与演变。在历史、文化、艺术以及文人文化心理和个性特点等因素影响下,各个时代的艺术赋创作也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汉代是艺术赋的萌芽与成型期。这一时期的艺术赋创作还较为简单,艺术赋主要描写与统治阶层政治教化有关的礼乐活动,用以表现宫廷娱乐或体现儒家政教思想,其中对楚辞和汉大赋的继承以及超现实表现手法这些都成为汉代艺术赋的典型时代特征。总体上来看,两汉艺术赋品类较少,描写内容主要集中在乐舞赋创作上,而且以洞箫、笛、琴等乐器赋为主,在对乐器等进行描写时,呈现出重铺排,轻写实的咏物化特征。不过,随着时代环境变化和文学自身的发展,东汉时期的艺术赋开始呈现出抒情化演进的新趋向。书画赋只有蔡邕的《笔赋》一篇,还没有出现杂技赋专篇作品。不过,王褒《洞箫赋》、傅毅《舞赋》都已是成熟的艺术赋作品,它们以成熟的写作模式和高超的表现技巧成为汉代艺术赋的典范之作,开了后世艺术赋创作的无数法门。魏晋南北朝时期是艺术赋的成长与丰富期。随着民族融合以及大量士族文人加入到艺术活动中,艺术赋创作也开始丰富起来。这一时期的艺术赋除了描写清商乐、鼙舞、军乐、少数民族乐器等之外,还出现了像王僧虔《书赋》这样着眼于书画艺术本体的作品,以及谢庄《舞马赋》等专篇杂技赋作品。艺术赋描写范围明显扩大、风格也渐多,整体上开始表现出个体化、多样化的时代特征。由于士族文人艺文兼善,对艺术的把握更加深刻和准确,因此赋中也有了更多写实化、娱乐化的成分。具体而言,此时艺术赋创作中虽也体现着对传统礼制的维系,但已不再把对“礼”的推崇或恪守作为创作的主旨,也不再把服务于政治作为艺术的追求,而是在赋中表现情感,甚至呈现享乐人生的态度。因此,艺术赋创作不再以咏物性质的乐器赋或书写用具赋为主,开始由咏物化描写向抒情写意过渡,风格也呈现出宫体化、诗化等倾向,这些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魏晋南北朝的时代风尚以及文人自身的审美追求。唐代是艺术赋创作最为鼎盛的时期。艺术赋不惟数量多,且品类丰富、风格多样,呈现出壮大繁荣的时代特征。唐代艺术赋繁荣不仅与科举试赋、统治者好尚等因素有关,更是唐代丰富的艺术生活的产物,这种带有深刻生活渊源的艺术赋创作是其他时代所不能比拟的。唐代乐舞艺术除了传统乐器赋之外,还出现了描写歌唱艺术、表现传统音乐理论、展示少数民族乐舞艺术的作品。在书画赋创作上,唐代出现了多篇描写青绿山水、文人水墨画创作的作品以及“误笔成蝇”“绘事后素”等书画理论的艺术赋。在元前艺术赋中,唐代杂技赋无论数量还是艺术水准都首屈一指。唐代杂技赋由原来《正都赋》等总括笼统的描写开始转向对专门艺术形式的展示,如吞刀吐火、角抵、舞马、高竿、绳伎、拔河等描写,都成为古代中国杂技艺术精彩的记录。唐代艺术赋不仅内容丰富,风格也更加多样化。唐代科举试赋、对统治者的颂美,也使得儒家经典论述以国家意志的方式渗透进艺术赋的写作中,使唐代艺术赋体现出以雅正为旨趣的鲜明时代特点。总之,唐代士人对功业的追求、对经典的生发、对艺术美的体认都使艺术赋创作呈现出壮大繁荣的时代风貌。宋代是艺术赋创作的发展与新变时期。宋代的艺术赋创作,虽数量和题材广度不及唐代,但是,其对士人审美文化的开掘上有了自己的特点。如果说从汉至唐的艺术赋创作主要以统治阶层审美为主导的话,那么到了宋代就开始呈现出士大夫的主体性特征。艺术兴趣的转移与时代环境有着巨大关系,由于受国家形势、统治者的好尚、时代文化氛围等因素的影响,以及宋代文人对书画艺术的浓厚兴趣,使艺术赋创作的格局与以往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以雅乐为代表的官方音乐衰落,因此,乐舞赋的创作与以往相比也明显减少,而书画艺术赋数量却增多起来。另一方面,利用艺术赋表现个人情趣的倾向明显增强。宋人的学养、审美趣味都使宋代艺术赋的创作向人文方向发展,他们利用艺术赋记录个人生活,抒写真情实感、表达庄禅感悟。由于宋人在艺术赋中摆脱了政教观念的束缚,而展示个人的才学、思辨和情怀,这使得宋代艺术赋形式上更为灵活、内容上也颇富生活气息,因而取得了较高的文学成就。不过,儒家礼乐思想是士人的主流思想,时代的差别并不影响艺术赋中传统礼乐文化的核心地位。因此,受儒家传统礼乐文化的影响,以雅正、政教为主的思想观念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在赋作中折射出来。如在对元前乐舞赋的解读中就会发现,赋作中往往贯穿着对帝国和君王的颂美、对雅正的提倡,以及心怀天下的人文情怀等。同时,艺术赋创作受时代政治、制度、文化等社会环境的影响,以及艺术发展条件和士人创作心态的变化,又使得历代艺术赋创作表现出复杂而丰富的情形。在守成复古与变革求新的推动下,艺术赋在不断发展变化中展现出自己的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