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起点,中国已进入“后扶贫”时代,绝对贫困不再是衡量贫困的唯一指标,转型性的相对贫困和多维贫困将成为下一阶段减贫工作的重点。因此,应从多维度把握农村贫困状况,积极探索扶贫长效机制。而数字普惠金融具有信息共享、服务便捷、公平高效等显著优势,能够充分发挥经济资源配置包容性作用,调动金融资源向农村等贫困地区下沉,激发农村内生可持续发展动力,有效缓解农村多维贫困状况。本文在梳理国内外研究后发现,已有研究多从宏观经济和绝对贫困层面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效应,且作用机制分析较为单薄。因此,本文系统梳理相关概念及理论,以微观农村家庭和多维贫困为视角,提出数字普惠金融不仅能够通过提高农村贫困人口金融服务可得性,借助数字技术增强扶贫工作精细度,直接减缓多维贫困;还可以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改善收入分配间接影响农村家庭多维贫困状况。实证研究方面,本文采用2012年、2014年、2016年和2018年25个省份的CFPS数据,基于A-F方法从收入、教育、健康、生活水平四个维度测度中国农村家庭多维贫困指数。并结合构建的多维贫困指数和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进行面板回归,利用固定效应模型或随机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综合维度和各维度贫困状况的影响;同时,将样本分为中、东、西三区域进行异质性检验,分析区域差异性;此外,进一步利用中介效应模型验证经济增长、就业和收入分配在数字普惠金融减缓多维贫困效应中发挥的中介作用;最后考虑到遗漏变量可能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利用“互联网普及率”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分析结果表明:（1）我国多维贫困状况虽总体上有所改善,但仍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2）我国收入维度贫困状况有所缓解,而教育、健康维度贫困程度却相对加深。（3）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显著减缓多维贫困,其中对收入和生活水平维度贫困减缓效应更为明显。（4）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效应在不同区域存在差异,根据地区贫困状况可能呈现倒“U”型结构。（5）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和改善收入分配间接减缓多维贫困,其中经济增长中介效应最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