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社会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东方社会特征、性质及命运的理论建构,这一理论的生成历经了由“雏形初具”到“全面论述”再到“完善发展”三个阶段。通过对《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资本论》《人类学笔记》《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及《跋》等著作的深入研究,可以发现:马克思、恩格斯对东方社会的关注始于对印度历史命运的讨论;在明晰亚细亚农村公社历史方位和性质的基础上,马克思立足俄国特殊的“历史环境”,完成了对俄国特殊发展道路的理论建构;随着世界历史进程的推进,恩格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俄国“缩短”发展历程的现实可能性,并将东方社会理论普遍至广大东方国家。至此,东方社会理论体系形成。从理论层面看,东方社会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唯物史观解剖东方机体的产物,主要对东方社会的历史地位、社会结构、发展道路及未来走向等核心问题作了科学阐明。东方社会理论本质上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续写”,更是完整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脚注”。这一理论的蕴成不仅丰富了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使社会形态学说更具象化,更是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世界历史思想。同时,东方社会理论内潜着丰富的辩证法灵魂,坚持了生产力尺度与价值尺度、历史必然性与主体选择性、社会发展统一性与多样性、世界视野与民族特色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为广大东方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提供了全新的思考进路和原则遵循。从实践层面看,东方社会理论在20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中由理论假设走向自我确证。首先,20世纪社会主义政权的建立在实践形态层面证实了东方社会理论的现实可能性,东方社会理论的核心要义被进一步承继、发展和创新。但与此同时,现实社会主义国家遭遇困境的事实,需要我们对东方社会理论的科学价值和实质精髓做出深刻的反思。事实上,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的困境并没有“证伪”东方社会理论,东方社会理论蕴含着历史价值与历史限度二重性,现实社会主义实践遭致挫折的缘由在于东方国家没有认清跨越发展的历史限度,同时在发展中或违背、或丢弃了东方社会理论的辩证方法论精髓,脱离了现实社会主义国情,最后致使其走向发展囹圄。虽然当下的中国社会与东方社会理论诞生时的历史语境已大为不同,但这并不妨碍东方社会理论的理论穿透力和科学价值,其内蕴的实质精髓对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持续发展仍有根本性的指导作用。首先,立足东方社会理论,可以很好地回应“补课论”、“国家资本主义论”、“特色资本主义论”等错误论调,明晰中国道路的本质和方向,确证其历史合法性与必然性。其次,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中国要吸纳资本要素补齐生产力的“短板”,在世界市场和世界交往中扬弃落后因素,涵容现代性元素。同时也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实现对资本逻辑的社会主义建构,从而尽可能避免资本所带来的经济危机、生态危机及人的发展危机。最后,东方社会理论的价值意蕴规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要坚持“人民中心”,以“三个统一”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