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发展经济,经济水平不断提高,国民富起来的同时也带了环境污染问题,公众健康开始受到威胁。近年来,我国针对健康问题给予了极大的重视,不仅明确了环境与健康之间的关系,而且将健康纳入环境规制政策中,对政策的实施效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在我国仍处于探索阶段,2007年浙江、山西等11个省市地区进行排污权交易试点,到2017年试点区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基本建立,试点工作基本完成。因此,研究我国这一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环境污染、公众健康之间的关系对探索排污权交易机制的试点效果具有重要意义。环境污染是影响公众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排污权交易机制的试点能否改善环境质量甚至改善公众健康,可直观衡量其实施效果。本文基于国家“建设健康中国”的号召与排污权交易机制在我国的实施现状,将“环境规制”引入Grossman健康理论模型,使用双重差分法(DID),将2007年排污权交易机制的试点作为一项自然实验,采用CHNS(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库分析该环境规制与公众健康之间的关系,并加入环境污染这一中介变量,检验其是否存在中介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我国的排污权交易机制对公众健康具有改善效应,具体而言,排污权交易机制的试点对我国的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病率具有显负向影响。另外,本文又选取了心脏病发病率作为替代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同样证明排污权交易机制显著降低了心脏病发病率。因此,可以认为排污权交易机制的实施在我国初步取得了一定成效,在排污权交易机制与公众健康的关系中,环境污染的中介效应显著,表明环境规制的有效性会通过控制污染物排放量来降低本地区的呼吸系统与心脏病发病率,从而达到改善公众健康的目标。解决我国的环境污染问题是一场持久战,要充分、合理地运用四种环境规制工具,注重地方政府的治理过程;而提高我国整体的教育水平,并加强控烟力度,能够起到改善公众健康的作用;为了使排污权交易机制能在中国发挥其理论优势,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我国需要明确排污权交易的法律地位,采用经济杠杆政策,政府职能从管理者向服务者、监管者进行转变,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建立成熟的交易市场,使排污权交易机制发挥更有效的作用,在解决环境污染的同时,促进我国健康水平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