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20世纪70年代末资本主义的“经济滞胀”（高失业率和高通货膨胀并存）使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陷入了理论困境,引发了经济学界的理论创新。在美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界,出现了一个新兴的理论学派——“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简称SSA学派）,该学派聚焦于“积累的社会结构”的历史演替来解释美国资本主义经济“长期波动”现象,一跃成为美国乃至享誉全球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学派。SSA学派思想的创立者大卫·戈登等人,根据“工作组织”和“劳动市场结构”的三次重大结构性变革,对美国资本主义的阶段进行了历史划分。在戈登等人的分析框架下,工作组织（即劳动过程）和劳动市场结构是SSA的两个“构成制度”,因此SSA的演替过程具体化为劳动过程和劳动市场结构的演变过程。伴随着美国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和劳动市场结构的四次历史转型,资本主义工作场所占主导地位的“控制体系”也随之历史地演变,每一次演变都是为了解决工作场所中不断加剧的“资本—劳动冲突”。对剩余价值的无穷追逐促使资本家要求掌握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控制权,资本家不断地对劳动过程进行重构以解决工作场所的控制问题,迫使工人服从于资本主义积累的铁律。戈登等人梳理了美国资本主义历史上相继出现的三种SSAs——“最初的无产阶级化SSA”、“同质化SSA”和“分割化SSA”,占主导地位的劳动控制体系分别是“简单控制体系”、“技术控制体系”和“官僚控制体系”。在《工作分割、工人分化:美国劳动的历史转型》这本书的最后部分,戈登等人指出,“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危机,只能通过构建一个新的SSA才能解决。”但是,关于美国资本主义历史上第四个SSA到底如何命名、具有怎样的特征,戈登等人并未有太多预判;此后,学界就20世纪70年代后出现的新SSA进行了相关研究并存在诸多理论分歧,“空间化学派”提供了颇具代表性的解释。空间化学派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是基于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延伸学派。以唐·谢尔曼·格兰特和迈克尔·华莱士等人为代表,空间化学派继承并发展了戈登等人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研究传统,提出美国资本主义自20世纪70年代起正在经历第四个长期波动,“空间化SSA”占据支配地位,其主要特点是:雇主通过劳动过程的空间重构来重新获得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控制权,“技术官僚控制体系”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劳动控制体系。空间化学派立足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空间维度,提出“空间化SSA”和“技术官僚控制”两个核心概念,阐述了劳动过程和劳动市场结构从“分割化”向“空间化”的演变过程,并以“技术官僚控制”概念将宏观层面“空间化SSA”和微观层面“劳动过程的空间重构”联系起来,揭示了资本控制劳动过程的新特点;这些内容,有别于SSA学派的其他后继者（例如以大卫·科茨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SSA”）的研究。本文基于空间化学派的理论视角来研究美国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SSA的历史演进过程,主要通过三个维度来展开:首先是纵向维度——对美国资本主义SSA进行历史性考察,深入研究每个SSA下对应的劳动过程和劳动市场结构的具体特点;其次是横向维度——对美国资本主义历史上第四个SSA的命名及特征进行对比性考察,厘清不同学者关于这一问题的理论分歧;最后是趋势维度——对美国资本主义下一个SSA进行未来性考察,基于当前美国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和劳动市场结构进一步演化后呈现出的新特点进行合理推断和展望。最后,在这三个维度的考察基础上,对积累的社会结构历史演进理论进行一个总体评价,从方法论意义上提取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启示的理论因素,并尝试将美国资本主义历史上曾存在的SSA对照当前我国的劳动过程和劳动市场结构进行一个探索性分析。具体来讲,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发展伴随着劳动的“无产阶级化”,雇佣劳动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劳动形式。资本积累使大量人口失去生产资料,只能依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维持生活,从而进入雇佣劳动大军。雇佣劳动的增长并未使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和劳动市场结构发生质的变革,资本家只是将劳动力、生产资料、劳动工具等生产的基本要素聚集在一起组织生产,而熟练工人凭借生产的“手工技能”和“暗默知识”掌握劳动过程的控制权。劳动过程组织的多样性形成了一个碎片化、高度分散的、孤立的劳动市场结构。这一阶段占主导地位的劳动控制体系为“简单控制”,包括“企业主控制”和“等级控制”两种形式。随着生产越来越具有社会性,资本家对“控制”的需求逐渐上升,而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却导致工作场所“简单控制”的有效性下降,二者之间的矛盾引发了工作场所的“控制危机”。工厂的恶劣条件和工头任意行使权力激化了工头、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矛盾冲突,而熟练工人凭借对生产过程的“知识垄断”控制着工厂的工作速度和节奏,阻碍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升,劳动成本难以降低。伴随着19世纪末的经济危机,“最初的无产阶级化SSA”最终走向崩溃,资本家开始探索建立一个新的积累的社会结构——“同质化SSA”。这一阶段劳动过程和劳动市场结构发生了质的变革,资本家通过应用新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工厂的工作组织,劳动力越来越同质化。劳动的同质化,试图通过工人的“去技能化”来重新获得资本主义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权,这意味着劳动过程的碎片化、劳动条件的同质化、劳动力技能的同质化。与此同时,统一的劳动市场开始形成,劳动市场变得更具一般性和竞争性。“同质化SSA”占主导地位的劳动控制体系为“技术控制”,工人越来越无法理解和掌握生产,从而丧失了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控制权。20世纪30年代中期,大规模生产行业爆发了空前的工人抗议标志着“同质化SSA”的消亡,资本家开始探索更有效的劳动控制体系,从而进入了“分割化SSA”阶段。这一阶段劳动市场结构“分割”为一级劳动市场和二级劳动市场,分别采取“胡萝卜式”结构化劳动控制体系和“大棒式”冲突性劳动控制体系。在多次劳资流血冲突的过程中,以雇佣劳动放弃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控制权为基石,劳资双方建立起集体谈判制度,出现了“官僚控制”。“官僚控制”最根本的特征,是将劳动过程内部等级权力的行使制度化,资本通过建立结构化的规则和程序对劳动过程实施全面控制。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增长速度整体放缓,陷入了生产率下降和积累危机,标志着“分割化SSA”的消亡。快速的技术变革打破了大规模生产时代的时间和空间壁垒,资本家为了保持自身的竞争优势,不得不向外扩张,从而进入了“空间化SSA”阶段。这一阶段的关键变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标准化大规模生产”转变为“弹性生产”;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由“刚性劳动过程”转变为“弹性劳动过程”;劳动市场结构两极分化趋势更加明显。为了实现“弹性生产”的大规模定制和低成本化,资本家在工作场所借助于计算机化的控制体系来监控工人生产活动,运用计算机技术灵活调节劳动过程,形成了“技术官僚控制”。自2008年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经济政策从原有的资本“全球化”走向“逆全球化”,从“去工业化”走向“再工业化”,从“贸易自由化”走向“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不确定性大大增加。美国国内新的SSA就在危机爆发和解决的过程中逐渐建立起来,依托于互联网技术的新型工作组织形式也相伴而生并逐渐占据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数字劳动”也成为雇佣劳动的新形式。这一SSA主要呈现以下特征:劳动过程碎片化、弹性化,劳动市场结构不稳定化、分化,劳动控制形式多样化、隐蔽化,雇佣关系模糊化、临时化,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更加强化。总体来讲,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既有积极的理论价值,也有其理论局限性。其理论价值在于,该理论通过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原理具体化为“积累过程—积累的社会结构”,构筑了“中间层次”的分析范式。从方法论意义上讲,我们可以将“生产力—生产关系”具体化为“新发展—新发展条件”,也即是“高质量发展—支持高质量发展的制度结构”,正好对应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两个层面的要求“产业体系—经济体制”,从而助力抽象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原理应用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体实际。其理论局限在于,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过于强调“制度结构”对“资本积累”的决定性作用,从而忽视了“技术创新”等其他因素对“资本积累”的重要作用。在将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应用于解释中国经济发展时,受制于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在什么意义上、多大程度上能够应用于我国经济,需要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性质进行深入探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特殊性,劳动过程和劳动市场结构虽然具备雇佣劳动的形式,但不具有雇佣劳动的性质,我国的资本不仅追求保值增值目标,更重要的是承担社会责任。因此,我们要批判地吸收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有益要素,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