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旅游场域中,尤指民族地区,民俗旅游往往以女性化特征呈现,作为直接或间接的文化传播媒介,她们常常与当地的民族文化、自然风光一同构成了当地的旅游景观,表现为一种浮现于社会表层之上以性别（尤指女性）为主导的社会生活。学界对这种“性别化”的景观大多停留在现象描述,而对其形成动因、过程、特点以及对当地人的意义极少提及。20世纪50年代以来,受历史原因和自然条件的限制,龙脊金坑大寨红瑶的经济社会发展长期落后于周边兄弟族群。本地流传的一句民谣“半边铁锅半边屋,半边床板半边窝”形象地说明了当时人们极度贫困的生活状况。直至21世纪初,民族旅游开始兴起,人们意识到“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于是转变了赖以生存的生计方式,成为了“扛着犁耙种田地,唱着山歌搞旅游”的“两栖农民”。当生计方式发生深刻变化,人们主要的生产活动从传统农业场域向旅游场域过渡,文化所根植的社会土壤亦发生了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地人对文化的态度。长发、服饰、舞蹈、婚俗、节庆等围绕女性的元素随之活跃于这片沃土,性别化的民俗文化景观以及红瑶旅游经济生活中女性为主导的社会表象愈发明显。以上述性别景观为切入点,运用文献研究、参与观察、深度访谈、对比研究等方法,辅之定性和定量统计分析,选择广西龙脊大寨村为田野调查点,通过内部景观和外部景观两个研究视角,探讨在与外界交往的旅游场域中,二者如何共同形塑带有性别符号的景观,反思性别景观带动的旅游经济发展是否“嵌合”于当地红瑶妇女的社会生活之中。性别景观作为一种感观呈现实质上并非是单一的外部景观亦或是内部景观,而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既由内部建构也由外部生产。性别景观的自我建构是基于红瑶妇女所展示的民俗文化和经济活动都有其无边界的实践“场所”,依附在她们身上的景观往往与红瑶人的地方性知识相结合。一般而言,内部世界对于自我民族的文化符号认知往往处于“常态”的共识之下,这些共识因嵌入了当地人的历史记忆和认同感而以一种知识系统耸立于当地人的价值观念中。以亲属为纽带的社区关系、蕴含身份之说的家庭结构关系、对外社交关系以及红瑶妇女的族群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她们在生活实践中对性别景观的建构,经由她们按照传统惯例（即“常态”共识）赋予其所处环境以文化意义。外界对于性别景观及其意义的创造与生产是文化表象的主体凭借对他者的文化意象,划定了一个有边界的行政空间和文化空间,这个边界正是由梯田、长发、服饰配饰、节庆活动等资源围成的环,而这些资源蕴含了诸如阴性/阳性,女性/男性的社会性别特征。在与外界的互动过程中,外部观察者出于对性别景观的感官需求、心理需求、权力需求、空间需求等文化功能驱动,当地人不得不以女性为主导来表达这一文化意象,以至于民族旅游地区女性的社会生活处于真实与虚假的窘境之间。当性别景观作为一种静态结果呈现时,有时与当地红瑶妇女的社会生活相“嵌合”,有时则存在与之“脱嵌”的趋势。当作为一种动态的互动过程时,它是由诸多复杂力量共同形塑而成,是在内部视角的基础上与外部视角发生互动的。实际上,内、外景观并非是相斥的,只是处于相互“拉扯”的状态,在某一个时间和空间节点会实现理想的平衡,随之则继续发生“拉扯”,难以实现永恒的平衡,周而复始,在这样的过程中实现发展,迈向共生。在这种互动之中,必须要把握整体观,兼顾地方景观的整体性、延续性,理解作为解释系统的不同维度的文化,明确地方经济的发展不能脱离人性,社会、文化也绝不能从属于经济,经济的发展理应回归于人的本性或本质,但是,市场也不应是简单地遵照历史事实“嵌入”于社会关系之中,而应是体现经济与文化的嵌合性、整体性,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稳定和经济长远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