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到2018年,A股市场中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数量逐年上涨。2009年到2016年的平均复合增长率达到42.99%,2017年相比2016年增加57.27%,是增长最为明显的一年,2018年较2017年增速达6.07%,增速明显放缓。而2019年成为A股股权激励上市公司数量首次减少的一年,在2019年A股市场新增202家上市公司的背景下,股权激励数量和实施公司家数的“双降”反映上市公司为应对市场形势变化,普遍放缓了新增股权激励的步伐。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外部不确定性增大。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物价呈现结构性上涨,加之年中中美贸易摩擦意外升级,市场出现局部性的流动性紧张和社会信用收缩压力。在此背景下,形成市场资金面偏紧的局面。叠加2019年A股市场在股权激励中的“双降”表现,引发了本文对二者关系的思考:上市公司是基于何种动机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而股权激励作为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一种有效手段,是否是受到了来自现金持有水平因素的影响?面临不同程度的融资约束环境,上市公司现金持有水平对股权激励的影响会不会有所不同?本文基于融资约束视角,实证研究了现金持有对股权激励实施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首先,现金持有水平对公司做出股权激励决策具有显著性影响。公司现金持有水平与股权激励之间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公司的现金持有水平越高,越有动机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其次,融资约束与股权激励负相关,即面临融资约束程度越低的公司,越有实施股权激励的动机。相较于高融资约束的公司,低融资约束公司所面临的代理问题更加突出。这是因为低融资约束的公司融资难度小、融资成本低,高管掌握的资产资源更多,更容易产生代理问题。因此,股东通过股权激励来激励高管、缓解代理冲突的动机更强。最后,融资约束对现金持有水平与股权激励的关系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即在低融资约束公司中,相较于低现金持有水平的公司,现金持有水平较高的公司更有动机选择股权激励。在高融资约束公司中,融资约束对现金代理成本存在制约作用,这反映出融资约束作为债权人对企业的限制因素,能够发挥一定的治理作用。因而融资约束的存在能够弱化股东实施股权激励的动机,同时高管实施自利行为的成本增加,公司实施股权激励的动机减小。这在研究结论中表现为高融资约束公司中,现金持有水平较高的公司实施股权激励的动机减弱。本文可能的创新点:首先,本文首次尝试从融资约束的角度对现金持有与股权激励关系进行研究。立足于我国股权激励发展现状,通过深度解析我国股权激励发展特点,分析股权激励实施动机。本文以股权激励理论、现金持有理论和融资约束理论为基础,从理论和实证上考察了融资约束、现金持有和股权激励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不仅拓宽了融资约束影响股权激励的研究视野,也使企业现金持有与股权激励关系的研究结论更具有实践意义。其次,本文运用上市公司数据,从融资约束角度出发,研究现金持有与股权激励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有意义的研究结论。面对不同的融资约束环境,现金持有对股权激励的关系有所不同,在高融资约束公司中,现金持有水平较低的公司更有动机选择股权激励。融资约束对现金代理成本的制约作用,反映出融资约束作为债权人对企业的限制因素,能够发挥一定的治理作用。这为理解我国现金持有与股权激励的关系做出了边际贡献。本文不足:本文中针对融资约束的计量问题,借鉴了发达资本市场国家的划分标准,没能考虑到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这可能会对融资约束的计量产生偏误。未来的研究可以尝试性的创新出适合我国金融市场的融资约束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