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春中国遭遇新冠肺炎疫情、2019年澳洲山林大火绵延四月之久、2019年起源于西非的蝗灾,逐渐蔓延到东非、西亚、南亚等多个地区,这一系列自然灾难正严重影响着人类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究其原因,有专家认为这些与全球气候变暖息息相关。因此对环境保护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2018年中国环保部在对北方28个城市进行督查后,发现将近70%的受检企业（14000多家企业）未达到空气污染控制标准。如何实现环境与经济可持续发展是我们当下必须攻克的难题。我国政府对此不断出台相应的环境治理政策,具体包括三大政策（“预防为主,防治结合”、“谁污染,谁治理”、“强化环境管理”）、八项制度（“环境影响评价”、“排污收费”、“排污申请登记与许可证”、“限期治理”等八项制度）、以及2018年1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环保税等。这些政策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执行激励措施和施加外在压力促使企业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自发地进行环境污染治理行为。企业自发的环境污染治理行为,主要途径就是建立环保制度、设立环保部门、实施环保投资、评价和报告环境绩效。这些内外部的环境治理行为,目的是促进社会、经济与环境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当前理论界的研究,学者们主要从国家、地区、行业等宏观层面考察政府环境政策的作用机制,也有学者从微观角度,研究环境政策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并且主要从技术创新这一视角,但企业的环保投资行为不应仅限于技术创新,其他如企业购买清洁生产线、排污设备等行为也属于环保投资范围,所以宏观环境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中间应考虑企业环保投资行为的输入（环保投资规模）和输出（绿色环保专利）两个视角。此外,大部分学者只是研究了单一环境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比如排污费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综合考察不同类别环境政策对企业环境管理行为的作用机制与效果仍不够明确。因此,对于重污染行业而言,迫切需要厘清不同类别环境政策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效果差异。如激励性环境政策和惩罚性环境政策是否能引导重污染行业的环保投资,促使企业积极进行环境治理?不同类别的环境政策是否会导致企业环境治理行为的差异?在当前环境下,企业进行环保投资行为是否会影响企业财务绩效和环境绩效?如何影响,效果如何?这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本文主要研究差别环境政策对企业环保投资行为与效果的影响,目前环境政策比较典型的分类是分为命令控制型、经济刺激型以及劝说型,由于劝说型环境政策难以量化,故差别环境政策主要研究命令控制型和经济刺激型。宏观环境政策中经济刺激型选用政府环保补贴（激励）和命令控制型选用环境法治强度（惩罚）指标,企业环保投资行为选用企业环保投资（输入）和绿色环保专利（输出）指标,企业绩效选用财务绩效和环境绩效两个维度,综合分析激励性环境政策和惩罚性环境政策,是如何通过企业环保投资行为这个机制与路径,对企业财务绩效和环境绩效发挥作用和效果的。选取122家重污染上市企业2015-2018年的环境和财务数据,利用回归分析法、对比分析法等方法,研究了差别环境政策通过企业环保投资行为,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效果。文章逻辑思路如下:第一,回顾并总结了环境政策、环保投资行为及企业绩效相关制度背景、理论基础,并界定了相关术语,从理论上构建差别环境政策——企业环保投资行为——企业绩效的理论分析框架,来探究其内在的逻辑联系,并在这一基础上提出了研究假设。第二,运用经济计量模型,分别研究政府环保补贴（激励性政策）和环境法治强度（惩罚性政策）对企业环境保护投入（输入）和绿色环保专利产出（输出）的影响,环保投资行为对企业财务绩效和环境绩效的影响,以及采用交乘项探究企业环保投资行为在宏观环境政策对企业绩效影响过程中的中介作用,通过变量替换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三,最后根据回归和对比分析得出结论,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为政策制定者以及企业利益相关者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政府环保补贴和地区环境法治强度都能有效地促进企业环保投资行为,政府环保补贴和环境法治强度对企业环境保护投入和绿色环保专利产出都有较显著的激励作用;第二,激励性环境政策比惩罚性环境政策更能刺激企业加大环保投资规模;而在绿色环保专利申请量方面,惩罚性环境政策比激励性环境政策的刺激效果更佳明显;第三,环保投资行为不仅能显著提高企业财务绩效,其带来的环保效益也能显著改善企业环境绩效;第四,宏观环境政策和企业环保投资行为对企业绩效起到协同影响（1+1>2）;最后,从政策制定者、公司管理层以及社会公众三个角度提出建议,即政府要根据环境治理的目标,有效实施差别环境政策,以积极鼓励企业进行环保投资;公司管理层应该根据差别环境政策,调整环保投资策略,实现可持续发展;发挥出绿色消费者的导向作用,鼓励公众选择绿色产品,以引导企业重视绿色市场。本文深入探讨差别环境政策对企业环保投资行为与效果的影响研究,为差别环境政策下企业环境治理提供一定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