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诈勒索罪作为我国刑法规定中重要的侵财性犯罪,其典型的行为方式是行为人在并不具有任何权利基础的情况下,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对他人实施恐吓行为,从而获得对方财物。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之间的财产权益纠纷日渐增多,出现了一些非典型性的敲诈勒索行为,对这类游走在敲诈勒索罪边缘的权利行使行为究竟该如何定性,一直是近年来争议非常大的话题。然而,由于刑法规定只对敲诈勒索罪进行了简单的罪状表述,从而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对这类处于权利行使与敲诈勒索罪中间地带的行为定性十分混乱,常常出现同案异判,一个案件前后反复变更罪名的现象。甚至存在将合理行使权利的行为认定为敲诈勒索罪的情形。因此,本文认为有必要重新梳理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结合司法实践中的一些典型案例,对权利行使与敲诈勒索罪两者之间的界限进行实质性解读,以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本文首先从实践中争议最大的五种情形出发,对这些案例进行了整理分类,详细分析了关于这五种情形的不同认定意见及争议观点,从而找到现有认定标准面临的困境。由于立法规定的模糊性、学理解释的形式化,最终导致关于敲诈勒索罪的司法认定混乱的现象。其次,国内学术界关于权利行使行为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这一疑难问题,主要形成了“有罪说”、“无罪说”和“待定说”三种观点。考察国外两大法系关于权利行使和敲诈勒索罪的界分的研究概况,可以看出在域外刑法学界,二者之间的界限同样模糊,但是从整体上看,已从最初的单一判断逐渐走向了主客观相统一的判断标准。现下,国外学术界关于权利行使与敲诈勒索罪的界分标准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一是看行为人是否拥有正当的权利基础,二是看行为人的权利行使行为是否在权利范围之内。可以说,这种从客观到主观,主客观相统一的区分标准,对完善我国刑法规定,全面分析认定维权过程中的敲诈勒索行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再次,鉴于我国关于敲诈勒索罪的既有认定标准模糊而宽泛,本文对敲诈勒索罪的违法本质以及各个构成要件进行了重新解读,从敲诈勒索罪的财产权利侵害性、敲诈勒索罪的行为手段以及行为人的主观目的等方面来区分罪与非罪,从而明晰权利行使行为与敲诈勒索罪二者之间的界限。最后,在罪刑法定原则的指导下,以敲诈勒索罪构成要件为基础,纳入“社会相当性理论”,分别对“利用法定揭发、检举权索要财物”、“消费维权中索要高额赔偿”、“职业打假”、“上访维权”和“受害配偶向相奸者索要精神损害赔偿”五种权利行使过程中涉及敲诈勒索罪的行为进行分析,以是否存在权利基础为起点,结合行为人的权利行使手段与内容分析其主观意图,并对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与社会相当性进行考察,从而排除正常的维权行为和不具有刑事可罚性的威胁行为。最终在主客观相一致的刑事认定原则下,分类总结五种行为类型的认定标准,从而将合理的权利行使行为划出犯罪圈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