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语习得研究起源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外语教学中最有影响力的研究领域之一。二语习得研究把研究目光移到学习者身上,重点关注二语学习者的习得过程与习得规律。学者们也越来越重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习得研究。目前汉语集合量词相关习得研究比较薄弱。在这样的研究背景下,本文在认知理论、二语习得理论以及偏误分析理论的指导下,依托汉语二语学习者中介语语料库,通过测试与问卷调查,在数理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探讨汉语集合量词二语习得情况等相关问题,希望能切实促进汉语二语习得研究与国际中文教育。本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章为绪论,主要介绍了本文的选题缘起、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意义。第二章为研究综述,大体可分为本体研究与教学研究两个层面,主要从量词定名历史、分类、定义与性质、句法、语义、认知、习得偏误、对比及教学策略等几方面进行了综述。第三章至第五章为本文的主体部分。第三章依托自然语料与测试语料,考察汉语集合量词习得情况。考察发现:汉语集合量词二语习得主要偏误类型有五大类:误代、误加、遗漏、杂糅与错序,其中误代具有典型性,是最常见的偏误类型,可分为基础义误代与引申义误代两小类。本文从母语影响（母语负迁移与语言对比等级）、目标语规则泛化、普遍认知、教材误导等多个角度,全方位考察并精准定位偏误生成的具体原因,发现主要与集合量词的语言差异难度、语言发展难度与语言认知难度相关。结合偏误分析、习得研究及汉外对比分析,在考察BCC语料库基础上,概括出两组汉语近义集合量词使用规则与使用倾向:“群”多修饰人与动物（96%）;“伙”“帮”只修饰人（100%）。“双、对、副”搭配倾向存在差异:“双”以修饰身体部位与物品为主（90.6%）;“对”以修饰人物与物品为主（80%）;“副”以修饰外貌与物品为主（72.6%）。“对”“双”“副”之间存在“可分离等级差异”（SGD）,且“可分离难度”（SD）不同。本文从普遍认知视角出发,考察集合量词的学习难度及中介语发展情况,认为原型性强、自然度高、标记性弱的集合量词易习得,而原型性弱、自然度低、标记性强的集合量词易引发偏误。中介语发展整体呈上升趋势,无“僵化”发展趋势,二语学习者集合量词的参数设置逐渐接近汉语母语者。集合量词基础义与引申义的学习难度存在差异,本文统计集合量词正确率,参考集合量词的标记等级,通过“聚类分析”的手段,构建“集合量词习得难度等级与习得阶段对应表”,希望集合量词习得阶段与习得难度的分级能够为教师教学、二语学习者学习以及教材编写提供帮助,为汉语二语习得理论的建构提供参考。第四章以测试数据为基础,以数理统计分析为手段,对汉语集合量词的习得水平、习得顺序与汉语二语学习者母语、区域背景、性别、水平等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本文从不同维度对汉语集合量词习得情况以及习得顺序相关性进行了考察与比较分析。研究发现:不同母语、区域背景留学生汉语集合量词的习得水平存在显著性差异,不同性别留学生集合量词的习得水平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另外,汉语二语学习者母语、区域背景、性别、水平等级的差异均不会影响集合量词的习得顺序,习得顺序是客观存在,不会受外界因素的显著影响,习得顺序主要由语言项的自然度决定。本章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证明了施家炜（1998）“自然顺序变体理论假说”（the Natural Order Variant Hypothesis,NOVH）框架的科学性,并为其提供了多维度的案例证据,同时也证明了,汉语集合量词也存在自然顺序变体。第五章使用了由学习态度量表、学习努力程度量表、学习动机量表、自信心量表、焦虑量表等五个子量表组成的量表,对集合量词测试总成绩最高的A类生与总成绩最低的B类生各50名进行问卷调查,在数理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探讨汉语集合量词习得水平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汉语集合量词习得水平的影响因素呈现多样化,集合量词习得水平与二语学习者的学习态度、努力程度、学习动机强度、自信心程度成正相关,与焦虑程度成负相关。正相关因素程度越高,习得水平越高。负相关因素程度越高,习得水平越低。为了克服负相关因素的不良影响,本文对汉语教学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教学改进建议,以期对留学生集合量词的习得有所助益。另外,本文进一步考察A类生与B类生之间的差异,发现A类生与B类生在学习态度、努力程度、学习动机强度、自信心程度、焦虑程度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A类生在以上诸方面均显著优于B类生。基于此,本文提出一个初步的“成功学习者个体因素框架”（Framework of Individual Factors for Successful Learners,FIFSL）,其成员包括正向的学习态度、努力程度、学习动机强度、自信心程度与反向的焦虑程度,该框架为二语学习者成为成功的二语学习者指明了努力的方向。第六章为结语部分,总结了本文主要的研究问题、研究过程、研究结果,以及创新之处,反思了本文存在的不足,并对后续研究进行了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