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蒋介石在武汉宣布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自此,三青团以国民党政权内事实上的第二支“政党”的身份进行活动。考察蒋介石发起三青团的原因,最直接的是因应抗战的需要,但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基于革新国民党积弊的考量。自1924年建立政权始,至1930年代,国民党的弊病日益凸显:高层派系倾轧屡见不鲜;基层党员的“党棍”化也成常事。总之,国民党作为蒋介石用以统御全国的工具已经越来越不“称手”。蒋对此不得不思考革新,乃有三青团的成立。蒋对三青团寄予厚望,希望其再行“革命”,使国民党政权重焕青春。但是,从三青团上海支团部实际的发展历程来看,蒋的想法完全落空,三青团在现实政治中,由原定的“革命”党逐渐裂解为地方政治力量的一派与派系间利益竞逐的工具,三青团与党国体制的矛盾日益突出。三青团上海支团成立于1939年。因身处沦陷区,上海三青团一方面远离重庆直接控制,仅在经济等方面依赖之。同时,受限于敌后活动空间,上海三青团既不能对民众加以阻止、动员,也不能对团员施以思想与行动训练。上海三青团在战时的这些活动,都与蒋介石对三青团的定位相左,使得上海三青团具有了一定的独立性,为其战后的扩张埋下了伏笔。战后,上海三青团在国民党体制内开展活动。因得官方背书,兼战时即扎根沪上,上海三青团战后团务进展迅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即完成了由地下组织到公开活动的政党组织的转身。至1946年初,分团达十余个,团员达两万人以上。上海三青团同时成功召集了上海第一次团员代表大会。但在此成绩背后,上海三青团与党国体制的矛盾日益凸显。这种矛盾首先体现在对政治资源的占有上。三青团作为“第二党”,在对资源占有的优先度上天然落后于国民党。在上海三青团战后急速扩张的背景下,这就造成了上海三青团与党国体制在战后初期围绕人力、房产等资源分配的龃龉。上海三青团在无法从国民党政权获得足够资源的情况下,只得不断借贷,终于在1947年引爆了全面的财务危机,直接宣告了上海三青团实际行动能力的瓦解。其次是体现在对政治“地盘”的争夺上。三青团作为国民党体制内的后来者,在其诞生前,国民党内各派已将“地盘”瓜分干净。三青团成立后,不论是从蒋介石革新的使命出发,还是从政党组织的扩张天性出发,都不免与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纷争。上海三青团围绕信和纱厂控制权与上海工会的竞争即是此一生动体现。这种纷争无疑进一步放大了三青团与党国体制的矛盾。在国共内战正酣的大背景下,这种内斗显然不是蒋介石愿意看到的。因此,当蒋于三青团二全大会上察觉三青团与国民党矛盾的不可调和及其“独立建党”的企图后,即迅速将革新思考置于一侧,开始筹划党团合并。这种结局,显然也是三青团在实际政治运作中丧失蒋介石“初心”而不断地方化和工具化的必然结果。至此,蒋介石起初的“革命”想法,可以说已经完全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