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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商团是中国资产阶级组织的一个较早的政治性的武装团体。它的主要领导成份是活跃于十里洋场的上海商业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的准备时期,包括商团主要领导人在内的上海商业资产阶级上层人物,既积极地参与立宪活动,又热衷于清政府的地方自治;在辛亥革命的爆发阶段,商团及其主要领导者,不仅参与了上海的起义,
上海商团与辛亥革命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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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商团是中国资产阶级组织的一个较早的政治性的武装团体。它的主要领导成份是活跃于十里洋场的上海商业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的准备时期,包括商团主要领导人在内的上海商业资产阶级上层人物,既积极地参与立宪活动,又热衷于清政府的地方自治;在辛亥革命的爆发阶段,商团及其主要领导者,不仅参与了上海的起义,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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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历史系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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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发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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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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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盛世",唐代户口统计最初因和计口授田、按户征税的均田制密切相关,历朝政府对之都非常重视,有关户口的材料丰富繁多,不仅非前此各朝可比,即与以后朝代相比也属于较多的。由于多次战争的影响,唐代户口本身具有以下特点:数量变化大,变化时间快,地区变动显著。本文着重从历史地理角度试加探
海贝(俗称"(贝巴)子")是一种自然物。我国历史上商、周两代都曾经将它作为货币使用过,迨于春秋战国,各诸侯国相继变革币制,这种自然货币才逐渐为刀、布等金属铸币所代替。云南在古代也使用过贝币。据近年来晋宁和江川等地发现的考古材料①,云南用
近年来,在我国大陆出版的一些有关孙中山的著作中,都提到了孙中山曾于一八九○年致书清朝退职官僚郑藻如一事;在台湾,以及在国外,这件事也越来越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孙中山的这篇书信受到人们的重视是毫不奇怪的,因为它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孙中山著作中最早的政治作品,它比人所共知的孙中山上李鸿章书还要早四个年头。毫无疑问,该文对于研究孙中山的思想发展过程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近年来，有些近代史著作，在讲述一八九四年前中国早期工人的总数及分布时，往往引用孙毓棠编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以下简称《史料》）第一辑的统计资料，称：—八九四年前，中国早期工人总数为九万一千八百五十人至九万八千零六十人，其中分布在清政府经营的炼铁与纺织部门的有五千五百至六千人，分布在民族资本经营的近代工业部门有二万七千二百五十人。
近年来,在王张江姚反革命黑帮篡党窃国的喧嚣声中,有一个名叫《学习与批判》的杂志,十分引人注目。这本杂志是"四人帮"直接控制的前上海市委写作组所办的一个帮刊。写作组的主要头头与张春桥、姚文元保持着密切的函电联系,其中一个头头后来被王洪文要去当了他的秘书。他们曾经自鸣得意地炫耀:"《学习与批判》是小《红旗》,《红旗》不便登的我们登。我们传达中央的精神比《红旗》快,别的省市都要看这份杂志,摸政治气候。"这里所说的"中央",自然就是"四人帮"。一九七三年八月底,"四人帮"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历史上的野心家、阴谋家大凡如此:在篡夺大位之前,总要收买几个无耻文人、"翻天妙手",帮助自己弄虚作假,隐恶扬善,把罪孽说成功勋,将丑行吹为美德,炮制几篇"功德颂",来掩人耳目,压制公论。王张江姚反党集团豢养的吹鼓手康立(即罗思鼎),煞费苦心编造《论张良政治立场的转变》一文(载《历史研究》一九七四年第一期,以下简称《论张良》,就是沿用这种卑鄙伎俩,借"评价历史人物"之名,替"四人帮
"更名民曰黔首",语出《史记·秦始皇本纪》。一九七四年秋,"四人帮"的御用写作班子曾经抓住这句话,大作了一通文章。他们说:"更名民曰黔首",是进一步摧毁奴隶制度、巩固封建制度的一项比较彻底的政策。他们说:这项"比较彻底的政策",是以"尊重黔首"、"忧恤黔首"——"黔首是富"为内容的。而"黔首"是对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共同称呼。他们还说:因此,这项法令公布后,成千上万的"黔首",也就是地主和农民饮酒欢呼,庆祝这一改变名称的措施。于是乎,我们这伙可爱的,自称要"用马克思主
中美两国关系断绝了近三十年之久,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不但不相往来,而且处于敌对的状态。现在,这种极不正常的局面已经结束,中美关系的一个新时期已经开始。美国需要重新认识中国,中国也需要加深了解美国。从中美两国的贸易交往、技术合作和文化交流迅速发展的趋势来看,这是非常必要的。
中国和印度尼西亚自古便是友好的邻邦,两国人民的友谊深厚悠久,政府的使者、民间的商人、寺院的僧侣往来频繁,史不绝书。据《后汉书》卷六本纪记载:顺帝永建六年"十二月(一三二年初),日南微外叶调国、掸国遣使贡献"。注引《东观记》卷三说:"叶调国王遣使师会诣阙贡献,以师会为汉归义,叶调邑君,赐其君紫绶"。《后汉书》卷一一六南蛮西南夷传还说:"顺帝永建六年,日南激外叶调王便遣使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