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推进我国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2018年10月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目的是提高诉讼效率,优化司法资源配置,将有限的司法资源向处理疑难和不认罪案件倾斜,构建简案快办和繁案精办的双轨制诉讼程序。毋庸讳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吸收和引入了有着近两百年发展历史的美国辩诉交易制度的合理元素,并在试点中取得了明显成效。但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普遍适用,司法实践中显现出很多试点时没有遇到的新问题,对比两种制度的差异,分析利弊所在,并从中找出有益经验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使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真正发挥其功能是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本文主要运用比较分析法对辩诉交易制度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比较研究,正视两种制度在价值理念、程序设置、功能目标等方面的相似性,绝不认同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视为“中国版辩诉交易制度”的不合理性,无疑是笔者撰写本文所想表明的态度和研究本论题坚守的底线。本文从四方面对论题进行探究,第一部分主要对两种制度所涉基本理论进行梳理;第二部分对两种制度在追求公正价值取向、检察官裁量权限、证明标准、控辩双方关系等不同方面进行比较,分析两种制度的利弊,进而明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可以借鉴辩诉交易制度的合理因素;第三部分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剖析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存在的问题;第四部分结合两种制度利弊比较的结论,摒弃辩诉交易制度追求相对正义、降低证明标准等不适宜我国刑事诉讼理念的做法,吸收辩诉交易制度设置相应制度提高被告人诉讼地位、配套量刑规范、注重自愿性审查等精华,以及两种制度均存在对被害人保护力度不够等不足问题,结合我国司法实践,提出转变和更新司法理念,严守证据裁判主义原则,构建量刑规范化机制、被害人权益救济机制等相应的制度,设置审查认罪自愿性和明知性等程序,以期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文中定有诸多不足,但笔者坚信通过比较将会使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更加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