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论述起兴于对一个园林现象的观察,明清以降的造园活动大多沦为文人商宦日常生活之外的理想化“布景”。一方面在有限的空间范围内依个人情趣而极力经营,难免有矫揉造作之嫌;另一方面,造园的理论化及造园活动的“家族式”传承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园林程式化的趋同发展。这种现象说明,明清的园林活动已经与其本源渐行渐远,似乎脱离了真实的“地方现场”,只剩下形式空间在各处被不断的模仿和复制。带着这样的对于“地方”的观察和思考,关注到西蜀地区的园林活动,至今仍然呈现出类型多样、不拘一格和清旷幽远的高古品性,加之滋生西蜀园林的地方文明,是在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相对独立的发展而来。这种情况使得西蜀园林更适合作为一个研究讨论的对象,来观照园林如何在一个地方现场被真实的发生,及西蜀园林的本源和实质究竟在指向着什么等问题。结合在硕士生期间,以“秩序”为核心的基础研究,总结出了秩序具有显现和流变两个面向;显现意味着经验到的秩序如何被物化显形,流变则隐含着基于一种范式的发生过程,同时,显现与流变均暗含着对事物的本源性追思。以此为研究背景,希望藉由诸如人文地理学、文化人类学、广义建筑学等学科的综合交叉讨论,并规避了从“园林形式和空间”直接入手研究园林的普遍性方法,希望藉由一条“空间地理到地方经营”,进而在“山水”的时空运作中,去观测是否存在地方园林的范式,以及如何由地方滋养出园林,再从园林的角度反观其中什么在指涉地方”的研究路径。园林之所以成其为它自己,乃是因为它没有脱离地方“土壤”的滋养。因此,研究的主体部分,首先在相关“地方”理论的背景下,对研究的地理范围做了再界定。其次从“空间地理”的角度入手,将地理上的西蜀二分为阴阳互生的“山”和“原”。那么,蜀人对西蜀的地方经营则是一个从山至原,并在平原上通过对水力的“驯化”而建立家园、发展文明的过程,其核心可以总体性的概括为“治水望山”。“望山”成为地方经营中的一种在场的精神参照物,“治水”则成为一个平原灌溉文明号称“天府”的内在基因。经过“治水望山”的过程,将地理上的“山原”一体,转义为人文社会生态的总体性。于是平原上的一切,城邑、建筑、村居乃至死后世界的墓葬形式都在对治水望山作出反应,回应相应的空间地理结构,而蜀地园林的范式便在这个总体的架构中产生,并影响当地的园林营造直到如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