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创新驱动的强化是未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创业投资作为一种针对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高新技术企业的长期权益性资本,相较于传统投资,不仅可以帮助缓解被投资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境况,还可利用自身丰富的行业资源和管理经验为其提供内控管理、销售渠道等方面的解决办法。创业投资作为连接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桥梁和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未来经济结构的调整具有重要意义。但我国创业投资行业蓬勃发展的同时,其投资却呈现出偏向传统行业和企业发展后期的倾向。近年来我国针对创业投资企业频频出台新规,从监管政策到税收优惠政策都作出了新的制度安排。在“放管服”改革的大环境下,相关政策的实施效果如何尚待检验。本文从理论和实证的视角分析了税收优惠对创业投资企业投资规模的影响,希望进一步丰富针对创业投资企业的研究,为政府完善促进创业投资企业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提供建议。本文的研究框架大致如下:第一章是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在对国内外关于税收优惠政策对创投企业投资的激励作用的研究进行简要回顾后阐述了本文的研究内容、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最后指出了本文的创新点以及不足之处。第二章阐述了税收优惠政策影响创投企业投资的理论基础。该部分首先对创业投资、创业投资企业和初创科技型企业三个与本文研究相关的概念进行界定和辨析,其次介绍投资组合理论、外部性理论等,为后文的分析奠定理论基础。最后基于上述理论结合创业投资企业特点分析税收优惠对创业投资企业激励效应的作用路径。第三章分析了我国创业投资企业现状及相关税收政策。该章节先就我国创业投资企业运作机制中“募投管退”四个环节对其发展现状进行介绍,然后分析了采取不同组织形式的创业投资企业面临的税收政策,列示并简要分析了相关税收优惠政策的演变过程。第四章是税收优惠政策激励创投企业投资的实证分析。本文以2017年财税38号文政策出台前设立且注册在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的公司制和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基金作为研究对象,收集其2015-2019年发生的投资事件和被投资企业相关特征变量,分别在创业投资企业层面和微观投资事件层面利用双重差分模型探究2017年38号文税收优惠政策的出台对创投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回归结果表明:（1）投资额抵扣的税收优惠政策对创投企业投资的激励效应更多地体现在单笔投资金额的增加而非年总投资金额。政策实施的后一年,创投企业增加单笔投资金额平均约27.7%,对其年总投资金额的激励效应则不显著。短期内由于企业募集资金规模的约束和项目成本管理的要求,投资额抵扣税收优惠出台后创投企业反而减少总数量约17.1%;（2）通过对不同产权性质的创业投资企业的回归结果进行分析发现,国有背景创投企业的投资结构和投资机制与非国有背景创投企业存在较大差异。首先,从年总投资额、投资数量和单笔投资金额三个指标上看,国有创投企业年总投资额与非国有创投企业无显著区别,但单笔投资金额较非国有创投企业高36.7%,同时年投资数量减少3.1%。其次,投资额抵扣的税收优惠对非国有背景的创投企业有显著的激励作用,优惠实施后其单笔投资金额显著增加了36.2%。但在国有背景的创业投资企业中,投资额抵扣税收优惠政策的出台对其投资总额、投资总数和单笔投资金额的影响均不显著;（3）通过对不同组织形式的创业投资企业分组回归发现,投资额抵扣优惠对有限合伙制企业的激励效果更大。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使得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的单笔投资额显著增加约28.8%,在公司制创业投资企业中,税收优惠政策的出台对其投资总额、投资总数和单笔投资金额的影响均不显著。第五章针对我国创投企业投资的税收优惠提出政策建议。该部分首先分析了当前我国税收优惠政策中存在的问题,在对国外激励创投企业投资的财税政策进行简单介绍后,结合前文的研究结论对我国创投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提出建议。首先,我国要加快立法,建立健全针对多投资主体、覆盖运作环节的税收优惠激励政策体系;坚持税收中性和税负公平的原则,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平衡不同组织形式的创投企业的税收负担,避免由于组织形式导致的税负差异和不公平现象;协调创业投资企业的不同运作环节出台多样化的税收优惠方式。其次,未来我国还应当就国有创业投资企业出台鼓励投资宽容失败的管理制度;构建良好的商事环境,促进创业企业和创业投资企业的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