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收入差距一直是我国“共同富裕”使命下的重要议题,由于农村地区交通不便、资金需求较小且零散,传统金融难以通过设立营业网点的方式来覆盖广大的农村地区,并且农村低收入人群难以跨过金融服务的门槛,因此具有“嫌贫爱富”的特点,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随着互联网和移动支付的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日益成熟,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代替营业网点,跨越空间隔阂为农村居民提供金融服务,同时可借用信息数字技术提供小微贷款,为农村地区产业升级,农业机械化,现代化提供资金支持。基于此,本文致力于通过理论和实证相结合的手段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影响,以期为政府和相关金融机构决策提供理论依据。本文首先介绍问题提出的背景,分别对数字普惠金融、城乡收入差距和人力资本积累进行概念界定;接着在基于理性选择理论的个人教育决策模型分析中,本文建立城乡两个群体的两期模型,利用图示法阐述了数字普惠金融带来的教育水平提升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性。在实证分析中,本文进行2011年-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回归,使用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及其子指数作为解释变量,使用泰尔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城乡收入差距的代理变量,将人均GDP一次项和二次项、产业结构、城镇化率等指标作为控制变量,进行了收敛效应及区域异质性的检验。为检验中介效应,本文使用不同学历就业人数占比的加权和,构造了人力资本积累的中介指标,验证数字普惠金融子维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中介效应不同。本文通过实证结果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对全国总体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收敛效应,数字普惠金融子维度中仅有覆盖广度和数字化程度对总样本的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收敛效应,数字普惠金融在西、东部地区分别通过“覆盖广度”和“数字化程度”缩小城乡收入差距;（2）以全国整体样本进行中介效应检验,覆盖广度和数字化程度均可以通过提升人力资本积累改善城乡收入差距。以分地区样本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在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通过覆盖广度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却不存在人力资本积累这一作用路径,即无中介效应。在东部地区,数字化程度可以通过提升人力资本积累改善城乡收入差距。最后结合实证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了以下政策建议:（1）鉴于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通过覆盖广度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应当加大建设西部农村地区的通信互联网基础设施,引导金融机构和互联网企业在西部农村地区供给和宣传数字金融服务;（2）鉴于东部地区主要为普惠金融的数字化程度发挥收敛效应,应当通过适当给予政策补贴、引导和提供政府信用背书等方式,让金融机构和互联网企业积极运用数字技术,降低农村居民信贷、保险等金融产品的准入门槛与利率/费率,实现普惠金融的便利化、低成本;（3）鉴于人力资本积累为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中重要的中介变量,因此应当打通数字普惠金融与教育提升的通道,在农村地区普及助学贷款,同时干部引导与通识教育结合,提升农村居民的数字和金融素养;（4）在大力发展数字金融的同时,必须建立数字金融风险防范机制,如建立配套的线上信用档案,防止资本无序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