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法律程序要求行政听证在恰当的时间进行。听证无论在何时进行,其基本程序功能均旨在听取对方意见,避免错误剥夺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若听证不能在事前进行,或者在事前进行不切实际的时候,事后听证也符合正当法律程序的要求。听证作为一种程序要件,可以在一体化的行政事前程序和行政事后程序之间转化。另外,分先后作出的未经听证和经听证的两种行政决定,在法律效果上具有“前轻后重”的位阶结构。事后听证既能够“补足”未经听证的事前程序要件,又能够“纠正”先前行政决定中的事实认定错误,最终使前后一体化的行政听证程序正当化。在紧急情况下,我国行政机关在实施应急措施、非常措施和即时强制等行政行为之前,以及在作出一些不予许可的行政决定之前,均未听取相对人的意见,这自然无法保证不利行政决定的准确性。不仅如此,我国行政听证时间规则和事后听证制度缺失,相对人无法在事后及时地向作出不利决定的行政机关发表意见。因此,为完善我国事后听证制度,必须首先明确:个案要求的行政听证应当在事前进行,还是在事后进行?为提炼出一些可普遍适用的解释框架,可以从域外先进法治国家的法院运用“利益衡量标准”的论证逻辑中找寻答案。从美国的大量经典判例中不难发现,法院适用“利益衡量标准”三要素来明确听证实施时间的论证逻辑是有规律的。法院的第一步:判断有无绝对优先保护的法益;第二步:权衡政府利益与私人利益;第三步:判断已有程序错误剥夺私人权益的风险。根据三个步骤及每个步骤的不同结论,可以构建出一个可分析的解释框架。据此,又可以析出可普遍适用的三种事后听证的解释路径,一种事前听证的解释路径。我国在构建事后听证制度时,应当首先明确事后听证的程序功能。其次,我国行政机关可以使用上述四种解释路径,在合适的时间履行听证义务。最重要的是,立法者可以将事前未经听证的侵益性行政行为纳入事后听证的适用范围。第一,旨在维护绝对优先保护的法益的立即行动。例如,适用于突发事件的应急措施和非常措施;适用于行政调查阶段的即时强制措施和即时强制执行。第二,依据客观标准或者技术规范,案件事实清楚且无事实争议,事前未经听证不太可能错误剥夺私人权益的。例如,许可机关根据设备、设施或者产品的标准、规范,或者根据检验、检疫结果,认为无需进一步技术分析,当场作出的不予许可决定。第三,行政自动化决策系统依据事先设置的“程序算法”,瞬时作出的不利行政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