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以来,当科学理性将物变成了没有神秘可言的虚无的存在,当传统的线性的历史观越来越受到质疑的时候,“故事”所呈现的神秘感和当下性就显示出了其与后现代的多元论、“非连续的”时间观等相契合的地方。因此,后现代情境下“故事”本体经历了一个被逐步深入的开掘过程,并由此被重新界定。故事性在后现代主义文学创作中以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故事”形式存在,这里试图要分析的是后现代故事的形成与对故事本体评价的演变的关系。本文首先从“发生即本质”的角度,探讨故事的本体意义。而第二部分则将现代性情境下对故事的评价作为焦点:不管是对故事的排斥,还是元小说对故事意义看似回归的运用,都渗透着作者的主体性色彩。由于作家意志的一元性,这里所谓的故事也就丧失了其原本的自在、开放与多元的意味。比之现代派文学创作对故事的摈弃,第三部分论述在后现代或后工业社会,这种对于故事在文学以及社会学意义上的反思与重新认识,在许多文论著作中都有像类似的体现。其共同之处就在于,他们都对故事的发生与本体价值作了深入地探讨,故事所代表的合于人性的包含着独特个性的意义多元性、故事的神秘特征等都被作为一种代表着积极意义的要素,或作为后现代阐释的有着辩证意义的象征,或成为存在主义行动、介入的范本,甚至是衡量理想中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尺度。对故事的价值的挖掘在逐步深入,而故事本体意义的地位也在逐渐地上升。从文学的叙事形式层面、社会理论领域,直至政治意识形态的层面。然而,故事意义所得到的重新评价并没有使故事的存在回复到原初的状态,或者说一个纯粹的文本的、纯粹口头的文学状态,而是被抽象、提炼成为了一个有辩证意味的理论意象,并作为后现代对抗现代主义中的技术理性主义的必然工具。对故事评价的这种转向得到了人类学等多学科的支持。第四部分中故事的“人本意蕴”就在:文学创作的人类学倾向和人类学研究对象的故事化倾向中得到了相互的响应。这里的故事已然不是一个文本,或是文本的符码化,它已经抽象为一种操演。借用伊瑟尔的“操演”的概念可以来更好地理解这一点,而故事也就是有着后现代意义的基于对经验或原始故事的再现的表现的一种具体化。